“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历史记忆篇

这些经典故事，都是笔者近年来在浏览党史期刊、网站、论文等收集来的，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对笔杆子撰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关文章很有帮助。

1、党早期查处违反政治和组织纪律的案件

2、三个北大毕业的红军

3、彭德怀三摘自己画像

4、毛泽东送给青年“两件礼物”

5、调查研究的楷模

6、党旗的诞生历程

7、捐出1000万的女空降兵

8、将炮头对准祖国的留学生

9、一生培养79名院士的叶企孙

10、毛泽东回忆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的挨整日子

11、王荷波：铁肩担当，品重柱石

12、中共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

13、黄克诚：为纪委凝铸忠诚底色

14、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党早期查处违反政治和组织纪律的案件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践中，很多同志经受住了革命斗争大潮的洗礼和锻炼，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党和国家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也有一些投机分子和意志薄弱分子，他们经不起疾风骤雨般的斗争考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残酷激烈的斗争中动摇了革命的信仰，丧失了革命的意志，迷失方向、蜕化变质甚至叛变投敌，这些人最终都难逃党纪的严肃处理。

查处陈公博案

陈公博（1892--1946），原籍广东乳源。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

一大期间，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后来竟产生出国留学的念头，以逃脱党的工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粤系军阀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在广州的总统府。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合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不料身为中共一大代表、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公博却拒不执行党的决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评，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他也不予理睬。后来，他竟公然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并拒绝服从去莫斯科学习的组织安排，一意孤行，踏上了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路。

对这种公然违背党的纪律、擅自脱离组织的行为，中共中央按照党章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开除陈公博党籍。同时改组广东区党组织，由冯菊坡同志负责广东区委工作。

查处周佛海案

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在参加一大后不久便东渡日本。此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逐渐发生动摇，对党的工作态度消极。1924年回国后，他应邀来到广州国民党中央任职，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尽管家中有妻子和孩子，却仍然与一个富家小姐混在一起。这段时间，周佛海受反动分子的影响，革命理想动摇，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与党离心日益加重。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为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1924年9月，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开除周佛海党籍。

查处包惠僧案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直到多年以后，仍然对1927年春夏之交的那次党纪处分决定记忆犹新。1924年，他奉党组织之命加入国民党。他在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夏斗寅部党代表期间，没有将该部整编计划和在湖北宜昌三个多月的工作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受到党中央批评。尽管他接受了批评，并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提出了辞职，但随后夏斗寅率部发动叛乱。

党中央认为包惠僧在任夏斗寅部党代表期间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对夏部叛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予包惠僧留党察看的处分。

查处郭平伯案

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一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包括一些意志薄弱分子，经不起考验而脱离组织、蜕化变质甚至叛变投敌。1927年春，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了一批背叛革命的分子，郭平伯就是其中的一个。

四年前，郭平伯是一位共产党员，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还担任了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机关报——《真报》的社长。

在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二七惨案中，郭平伯被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动摇了革命信仰，对革命前途感到绝望。他逐渐脱离了革命队伍，开始与军阀当局勾结，谋取名利地位，沦为一名工贼。

1923年11月份，经中共三届一次会议决定，开除郭平伯党籍。郭平伯被开除出党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充当反动军阀的帮凶，镇压工人运动，破坏国民革命。此后，他又堕落成为国民党右派政客，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工人运动。

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他被捕了。1927年，相继发生赣州惨案，发生上海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以后，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在武汉经过公审被执行死刑。

三个北大毕业的红军

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一些人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大浪淘沙下，他们有的坚持革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的却经不起困难的挑战或诱惑而叛党。

伍中豪。生于1905年3月14日，湖南省耒阳市，幼年丧父，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文化。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在李大钊的教诲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5月，伍中豪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成为林彪的同学，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三连。1926年5月，伍中豪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官，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是毛毛泽东。从此以后，伍中豪便成为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在井冈山时期，他被誉为“第四军的文学家”，也被称为伏击战大师。伍中豪被称为井冈三大骁将之一（另两位是黄公略和林彪），然而天妒英才，1930年10月，伍中豪带领部队执行任务时遭到靖卫团偷袭而牺牲，时年25岁。

张国焘。于1897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西萍乡，1916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1920年，他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他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是北京学生领袖之一。1932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他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他却错误地执行了极左路线，杀害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将领，比如曾中生、许继慎、邝继勋（曾中生、许继慎是36位军事家之一），这些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中坚力量，然而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清洗了，就连徐向前元帅的妻子程训宣也未能幸免于难。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特别是在红军会师的过程中，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宣布另立中央，在南下的过程中使红军损失巨大，为教育广大干部，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他因此怀恨在心，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并投靠中国国民党，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1938年4月18日他被开除党籍。叛逃后的他加入了国民党军统并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1979年12月3日，死于加拿大多伦多。

贺诚。字润之，与毛泽东同字号。他于1901年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县，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25年他认识了陈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被党中央派往广东国民革命军中做医务工作，并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海陆丰后方医院院长，中共汀连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军委总军医处处长，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并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彭德怀三摘自己画像

1949年9月28日，彭德怀接到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的起义通电，他十分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说:“立即出发！到新疆去！”

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数万名各族同胞拥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迎彭德怀一行。在沸腾的人流里，出现了一些彭德怀的画像。

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1949年岁末。这天，一野二兵团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开会不久，一位迟到的代表带来喜讯:“彭总到了！”代表们喜出望外，纷纷起立鼓掌。彭德怀一脸笑意地走了进来，还没走几步，他脸色陡变，驻足不前。陪同进场的兵团司令员许光达估计有纰漏，立即示意代表们安静。只见彭德怀手指主席台上自己的画像一声怒吼:“快把靠边的那个‘猪头’给我摘下搬走！”大家听后为之一震，全场鸦雀无声。彭德怀又发问:“都摆摆看，我彭德怀吃多少干饭，有啥资格能抛头露面地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并排起来？”接着又问:“我说过不准挂我的像，为什么就白说？”许光达立即回答道:“是我们粗心大意，忘了彭总立下的规矩，我们马上改正。”，看着自己的画像摘了下来，彭德怀的火气才慢慢消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可谓战功显赫。但他总是不准人们宣传他个人，就连新闻记者给他拍张照片都要受批评。记者们知道他的脾气，采访时只能远远地偷拍几张。有一次，彭德怀到一个山洞里看望慰问志愿军战士。谈话间，彭德怀的目光落在山洞墙上的一张照片上，脸色突然严肃起来。战士们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挂我的像干什么？撕下来！”彭德怀下命令似地对战士们说。呵，原来是为了这个！不知是哪位战士，在画报上剪下了一张彭德怀的像贴在墙上，这显然是出于崇敬之心。看到彭德怀这么严肃认真，这名战士只好把画像轻轻揭了下来。

毛泽东送给青年“两件礼物”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既有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不同政见者；既有红军战士、白区地下党员，也有沦陷区来的失业、失学青年，还有部分国民党要员的子女。毛泽东对这个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非常关心。1938年4月，毛泽东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时，为延安青年们送去了两件珍贵的礼物。他说：“今天陕公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认为，知识青年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就要“到工农群众中去”。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

毛泽东教丁玲“如何当好主任”则又是另一段“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佳话了。当时，毛泽东任命丁玲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担心不能胜任，毛泽东告诉她，当好主任首先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后来，丁玲深入连队谈心，放弃吃小灶白面的待遇，在与干部战士同吃小米杂粮中建立起了亲密感情，也深刻体会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革命战争中就会一事无成”。

毛泽东鼓励青年参加生产劳动，培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为抵御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经济困难，毛泽东向知识青年们发出了“一面学习、一面工作”的号召。一些人初到延安时，对此不是很理解，不愿从事生产劳动，认为投奔延安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扛镢头的。毛泽东风趣地对他们说，我也不愿意搞生产，但是有一位同志不答应，他就是“肚同志”。一句话，把青年们都说笑了。在打窑洞修建校舍时，有青年抱怨：“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呢？”毛泽东得知后告诫青年，打窑洞就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打窑洞是接近工农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打通和工农群众隔开的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延安青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为党为人民创造了光辉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新时代新起点，青年要承担起历史使命，必须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领航，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将个人理想汇入时代洪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

调查研究的楷模

1958年7月，朱德和随行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来难”。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朱德一贯十分重视“下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说伴随一生，受益一生。

通过对世情国情的深入调查，朱德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早年，朱德在旧军队带兵打仗时，战前“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他曾说：“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这种良好习惯，使他经常能打胜仗，“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突出的战绩让朱德很快成为滇军著名的将领。后来，朱德到德国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解详细情况，“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通过对德国的深入了解，朱德“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连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开阔了视野，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和选择。从德国到苏联后，朱德继续保持了这一好习惯。他在莫斯科学习时，常常深入农村和基层，跑了不少地方。用朱德自己的话说：“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在苏联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将其确定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曾指挥千军万马的朱德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据统计，从1956年至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党旗的诞生历程

中国共产党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之一。我们今天看到的党旗并非自党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的，党旗从无到有直至定型经历了较长时间，其过程与党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各地党组织模仿俄共（布）旗帜的式样，以镰刀斧头作为标识，具体规格式样不尽相同。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南昌起义时，因为形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出国民党的旗帜。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及其他场合多次强调：“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秋收起义中提出，应该打出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要何长工负责设计。这面旗帜用鲜艳的红布制作，在中央缝着一个黄色五角星，在五星的中心是镰刀和斧头，白色旗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从此，我们党和军队有了自己的旗帜。

1927年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和构成要素。193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党旗党徽中的“斧头”图案调整成为“锤子”图案。由于战事频繁，这项决定未能全面贯彻执行。此后，在党旗的有关表述与制作使用中，出现“斧头”和“锤头”混用的现象。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上的六面党旗鲜艳夺目。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悬挂党旗。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非常关心党旗的问题。1950年6月，他就党旗问题致信刘少奇，并附三套党旗图案及说明。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拟定党旗制作方案：“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镰刀斧头，旗杆套为白色。”此后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关于党旗规范式样一直没有正式统一规定。

直至改革开放后，党旗的问题才被重新提上日程。199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正式定下党旗规范：“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从此，中国共产党党旗有了统一明确的规范。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写入“党徽党旗”一章，对党徽党旗图案的性质、制作和使用作出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党旗经过75年历程才明确式样，经过81年写入党章。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党员身份，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党旗的感召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捐出1000万的女空降兵

2018年9月，一对老夫妇在银行汇款的时候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两人的穿着打扮很普通，但是汇款金额却高达1000万。银行员工赶紧报了警，警察到来之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才知道，原来这对夫妇中的妇人竟然是中国首批女空降兵中的一员，名叫马旭，其丈夫名叫颜学庸。马旭14岁时成为一名光荣的空降兵。退役之后，她和丈夫颜学庸一起加入到了试验中，最终获得了很多专利。多年来，二人在科研上得到了1000万元的奖金，这是两位老人穷尽一生才攒下来的。

将炮头对准祖国的留学生

新中国成立时，很多国外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迫不及待踏上归国之路，但有些人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心思的转变，不愿再归国，选择留下。

梁思成和梁思礼兄弟俩，一个是我国的建筑学人才，另一个是我国航天方面的人才，与钱学森共事，一起研制出了4个型号的战略导弹，其中就有洲际导弹。

当年与梁思礼一起出国留学的林烨，毕业于清华大学，被国家寄予厚望派出留学。等到梁思礼选择回国时，林烨因为美国开出的丰厚条件而选择留下。林烨留下后就入了美国国籍。美国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多种型号的研制都有其参与，被波音公司聘为首席科学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年薪就已经达到了30万美金，还在西雅图有一处高级别墅。

梁思礼，住的还只是单元楼，而林烨却已住上了豪华别墅，但一个是在保护国家，而一个则在威胁国家！

一生培养79名院士的叶企孙

叶企孙，1898年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在父亲的影响下，叶企孙不仅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同时也接受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比同龄人要博学很多。1911年，12岁的叶企孙成功考入了清华学堂，成为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1918年，19岁的叶企孙作为公费生前往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跟随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里奇曼学习深造。1920年，22岁的他前往哈佛大学继续学习，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哈佛大学邀请他留校任教，并给出了丰厚了条件，但他毅然拒绝，选择了回国报效祖国。回国后的叶企孙，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物理系主任等职务，为清华大学物理学科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大学物理系日新月异，不断取得新成绩。1948年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的院士）。

叶企孙被人称为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突出的科研成绩。叶企孙首先是一名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就与导师W.Duane及H.hpalmer合作，精确地测定了普朗克常数，后被物理学界沿用了16年之久。之后，他又开始在高压强流体静压对铁镍磁导率的影响的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是当时世界物理学界在物质磁性方面一个重要的研究工作。回国后，他也一直致力于物理学研究。第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23位两弹功勋中，有一半以上是他的学生，钱伟长评价他的老师叶企孙“他视学生为子女，一生未娶，他不仅传授学生知识，更是以身作则，影响了大批科学家”。华罗庚当时只有初中学历，他力排众议，把他引进清华当助教，仅仅一年多又把他送到剑桥进修，这才有了日后的“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叶企孙1977年病逝。90年代，很多人开始以各种形势纪念这位大师，清华大学校友开始以他的名字设立奖学金，他的79名院士学生以及来自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一共127人联名呼吁清华大学为叶企孙建立铜像来纪念他。后清华大学在第三教室门厅内建立了叶企孙铜像，以此来纪念这位大师的大师。

毛泽东回忆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的挨整日子

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失去了军权。此后,毛泽东不断挨整，处境更加艰难。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泽东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对此，他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排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障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这场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在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不仅如此，博古等还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

临时中央的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传》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挨整的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1、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2、大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3、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4、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5、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不悲观，不消极，不懈怠，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等待中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天降大任”做着积极的准备。

——给大家推荐这个故事，意在说明，我们都有不顺心的时候。每当失意不顺心了，不妨看看我们最为崇敬的毛泽东，他是怎么对待的！万不可发不完的牢骚，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丢了初心而开始贪腐，走上不归路。

王荷波：铁肩担当，品重柱石

王荷波，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叛徒出卖遇害，终年45岁。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先驱，是我党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任主席。

1922年，40岁的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春，王荷波率领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6月，经罗章龙介绍，王荷波入了党，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名工人党员。同时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生日那天，工友们送他一块大红匾，上面写着“品重柱石”四个大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王荷波身先士卒，带领党员群众投身大革命洪流。当时北伐军与北洋军阀正在福州城对峙，城内百姓危在旦夕。王荷波受命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海军代表在潮江楼谈判，成功促成马尾海军起义。随后，王荷波又奔赴上海，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战斗中，王荷波常常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与周恩来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周恩来尊称王荷波为“大哥”。

在中央工作期间，王荷波曾与李大钊、罗章龙等人一同前往苏联，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此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王荷波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8月7日，王荷波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当时在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些人退党的情况。李大钊等中共重要领导人遇害后，北方环境更为恶劣。王荷波临危受命，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10月，王荷波组织发动玉田农民暴动。这也导致了敌人的疯狂反扑，王荷波不幸被捕。面对酷刑，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直至被叛徒指认后，他也只承认自己的姓名、籍贯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11月11日夜，王荷波被敌人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残忍杀害。

中共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

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但两人都因事务繁忙，难以抽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出席中共一大13名代表，年龄最大的代表是何叔衡，时年45岁；最小的是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居中，正好28岁，是13人的平均数。在13名一大代表中，先后脱党和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1922年，陈公博就声明脱离一切共产党关系，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出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包惠僧三人先后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王尽美一大后为党的事业辛勤操劳，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年仅27岁，是最早去世的一大代表。在一大代表中，矢志不渝奋斗在革命阵营，并在后来迎接新中国成立、真正坚持信仰直到终老逝去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2人。

英勇献身，视死如归者，包括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何叔衡是秀才出身的斗士，血洒革命根据地；邓恩铭不幸被捕，两次组织越狱均遭失败，从容赴刑场；陈潭秋新疆就义，誓死不签“脱党声明”。他们虽“血洒疆场志未酬”，没有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性格倔强、身离心仪者，包括李达和李汉俊。他们都因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先后脱党，但他们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李汉俊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追认为烈士。李达于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见证人，刘少奇做介绍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误入歧途、迷途知返者，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他们脱离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然后迷途知返，再度寻找组织，但没能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痛苦与悔恨中终其一生。1987年8月5日，85岁的刘仁静在晨练时不幸罹难车祸，成为最后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背信弃义、叛党投敌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沦为汪伪政权二号、三号汉奸。1938年4月，张国焘利用国共两党一同到黄帝陵祭祖的机会，一头钻进了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只身投靠国民党，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董必武与参加中共一大的许多早期革命者经历不同：他是一位前清秀才。当时，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两位秀才，另一位是何叔衡。董老在中青年时代，亲身经历了腐败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蒋介石篡权等时期。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却屡遭失败，正在无望之时，他结识了刚从日本留学回上海的同乡李汉俊。李汉俊介绍了一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潮的进步刊物，加之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开始踏上一条光明之路。1975年3月5日，董必武九十岁生日，他带病题写了绝笔诗《九十初度》，“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是这位党内忠厚长者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昭示。

建党前后，李达堪称“非凡的宣传活动家”。在中共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期间，他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23年秋，由于在党的有关政策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执，李达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以后的20多年中，李达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上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一直一如既往、不屈不挠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考虑到李达安全，便用暗语致电：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显然，“本公司”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仍旧把李达当成“发起人之一”。

刘仁静当时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有“小马克思”之称。他还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火烧赵家楼的大功臣。然而，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后，思想上发生了蜕变，开始赞同托洛茨基。1929年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并正式成为托氏的忠实信徒。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自命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刘仁静从“小马克思”转身成为“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理论上不清醒，致使他的人生一波三折。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他和瞿秋白、邓子恢从瑞金向闽西转移，不慎被国民党保安团发现包围，在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搏斗后，59岁的何叔衡壮烈牺牲。

周佛海与杨淑慧结婚后，生活相当清苦。他后来这样记述在京都帝大毕业前的心情：“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还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

黄克诚：为纪委凝铸忠诚底色

1978年底，黄克诚同志在年老多病、几近失明的情况下，接受组织安排，担当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重任。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接受黄克诚同志辞呈，发出《给黄克诚同志的致敬信》，称赞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做了好多事，其中之一是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与出台。在中央纪委推动《准则》落实的第三次座谈会上，黄克诚作了专门的讲话。他特别讲，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是目前最大的党风问题。毛主席是党内的一面旗帜，是国家的一面旗帜，如果现在把毛主席这面旗帜丢了，请问有谁来代替？我们国家上百年来被外国人欺凌，就是缺乏一面旗帜，一盘散沙，任人宰割。孙中山搞民主革命，没解决问题，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全国人民，将一盘散沙聚集起来，让我们国家立于世界不败之地。这面旗帜能竖起来，是千千万万烈士流血牺牲才得来的。如果放弃了这面旗帜，到后来还想再重新举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讲话刊发后，各地党委都进行了组织传达。绝大部分同志对讲话内容都表示十分认同，称赞黄克诚同志光明磊落，出于公心。因为大家知道黄克诚同志这一生挨过十几次整，庐山会议后近20年没有工作，文革时期又遭到迫害。他能在党内有不同声音的时期顶住压力讲这个话，完全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出于为了党和国家事业大局着想的一颗坦坦荡荡的公心。（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9-07-23）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经过百年血泪史和奋斗史，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斗争，新中国成立了。在往后的三十年里，是国内人民空前大团结的时期，由于对党的极度信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开始了社会主义大建设，锻造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形成了诸多奇迹般的奋斗精神。今天，先介绍5种精神，这也是我们现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好教材，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就从这些精神中找答案。

雷锋精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雷锋精神，其实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1963年毛主席亲自为这位共产主义战士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大庆精神。也叫铁人精神，浓缩为艰苦创业精神。1960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就在此时，我们的盟友——苏联单方撕毁合同，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面临极大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急需石油。再次险恶背景下，一场中国前所未有的石油大会战在大庆拉开序幕，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先生产、后生活”“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创业口号。在此精神的鼓舞下，我国摘掉了贫油落后的帽子。1964年，毛主席为此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随后，大庆精神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学习榜样。

大寨精神。“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4700块分散土地弄成了900块梯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87斤，增加到1962年的772斤，1963年遇大水灾，仍保持在700斤以上。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大队向国家共交售1758000斤粮食。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选节。一个国家的政府工作报告，用这么大篇幅介绍一个生产大队，足见大寨当时在中央领导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中国农村都像大寨那样，那中国人的粮食就吃不完。”1964年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两弹一星精神。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帝国主义仗着有原子弹，动不动欺辱新中国。中国要是没有原子弹，就抬不起头，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为了争口气，人民军队和科学家们，仅用五年时间，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新中国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震撼了世界各国。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两弹一星”精神科浓缩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红旗渠精神。即当代“愚公”精神，说具体点就是“人定胜天”，其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动工于1960年，勤劳勇敢的30万林州人民，苦战10年时间，仅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