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伟大的长征》播到第二十集，土城战役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从于都河畔的夜渡，到湘江边被鲜血染红的江水，再到遵义城里那把被重重推开的椅子，最后到青杠坡上因情报偏差而陷入苦战的队伍——二十集看下来，心里压着一块石头，也亮起了一盏灯。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坐在屏幕前看九十年前那支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队伍怎样在绝境中找路，再回头看2026年我们手上的工作，很多过去觉得“绕不过去”的纠结、“放不下”的焦虑，忽然有了一面可以照一照的镜子。今天不谈具体的业务指标，只借这部剧作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心里那个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政绩”的底片。

一、回望征途，看清来路上的“路标”

这部剧最让人坐不住的地方，不在于仗打得有多惨烈，而在于它把“错误的路”和“对的路”之间的那个岔口，拍得格外清楚。前二十集里，从二苏大的沉闷气氛，到湘江边成建制被打散的队伍，再到遵义会议上那场整整三十五分钟没有一声枪响却惊心动魄的争论，整部剧实际上在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支队伍到底靠什么才不会走散。答案不在口号里，在每一次选择的具体依据里。

（一)湘江的血提醒我：脱离实际的“坚决”，代价是生命。剧中的湘江之战，红军以巨大的牺牲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指挥买了单。博古和李德在地图前画出的那条笔直的防线，在桂北的山地和湘军的火力面前，变成了一条条被撕碎的渡口。这让我想到今天工作中一种不易察觉的惯性：有时为了体现“执行力”，把上面的要求不加转化地“直线下达”，把复杂的地方实际压缩成一张报表、一组进度。长征告诉我们，“坚决”如果离开了对此时此地具体情形的准确判断，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怠惰。正确的政绩，首先是对真实情况负责，而不是对形式上的“完成”负责。

（二)遵义那把被推开的椅子告诉我：纠偏的勇气，本身就是政绩。第十七集里，周恩来一句“泽东同志，坐这里”，没有拍桌子，没有喊口号，却完成了整部剧最重的一次转向。李德把椅子重重一顿的声音，比枪炮声更刺耳——那是旧思路不甘心退场的声音。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一次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在于它敢于在队伍还在流血的时候，停下来承认“这条路走错了”，然后换一条路走。对照2026年的工作，我们常常不缺“往前冲”的劲头，缺的是在冲刺途中喊一声“停一停，看看方向对不对”的清醒。政绩观偏差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是不想干，而是用正确的姿态跑在错误的路上。

（三)土城的情报偏差告诉我：敬畏规律，就是敬畏那些“不体面”的真实。第二十集的青杠坡，红军原本要打一场遵义会议后的歼灭战，结果情报说四个团，迎面撞上的却远超预估，连朱德都把指挥位置推到了最前线。这一集最可贵的地方，是它没有回避“遵义会议之后的第一仗也没有打好”这个事实。真正的转折从来不是一道闸门落下就万事大吉，它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实战中，靠不断校准而慢慢发生的。2026年的基层工作同样面对大量“情报不完全”的处境：防止返贫的监测数据是动态的，群众收入的波动是具体的，一项政策落地后的真实反馈往往比文件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把“报表上好看”当作政绩，就会本能地过滤掉那些不体面的真实；而如果把“问题真正被解决”当作政绩，就会愿意蹲下来，把那个不对的数字一遍遍核到户、核到人。

二、叩问初心，校准前行中的“坐标”

剧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队伍在走，但方向感并不总是清晰的。前二十集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遵义会议，每一次方向调整的背后，都有人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谁而走。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清楚，走再远也只是在绕圈。2026年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核心也是回答“政绩为谁而树”。这部剧给这个抽象的问题，提供了几个可以摸得着的答案。

（一)真正的政绩，是让最普通的人觉得“这支队伍和自己有关”。第一集里，瑞金街头的孩子指着墙上的标语念出“踏着先烈血迹前进”，那个画面比任何战略地图都更能解释红军为什么能在围剿中活下来。苏区的老百姓不是先懂了什么大道理才跟着走的，他们是先看见了这支队伍把自己的日子当回事，才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了出去。今天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说到底没有变：一项工作如果只有报表能看见、群众感受不到，那它在根子上就是空的。2026年各项民生实事推进得快与慢，最终要看的是群众办事时少跑的那一趟路、报销时多拿到的那几十块钱，而不是总结材料里那个漂亮的百分比。

（二)真正的政绩，是敢于在“短期好看”面前选择“长期不后悔”。剧中毛泽东在二苏大前后被排挤、被调离军事指挥岗位，却仍然把真实情况写成报告带到会上讲。这种选择在当时的“考核”里显然不占优势，但正是这种不计较一时得失、只计较事实对不对得住人的坚持，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转折埋下了伏笔。2026年的工作中，“翻烧饼”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反复警示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驱动逻辑恰恰相反：用下一个“新思路”掩盖上一个“没做完的事”，用看得见的变化代替看不见的积累。正确的政绩观，要求我们在任期的“短跑”和事业的“接力”之间，甘愿做那个把棒交稳的人，而不是把棒举得最高的人。

（三)真正的政绩，是把“人”的成长放在“事”的完成之上。这部剧没有把红军拍成一支只会执行命令的队伍。从普通战士到高级指挥员，镜头反复给到的是他们在极端条件下的判断、犹豫、争吵和最终的和解。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起来，是因为那支队伍里有一批在失败中仍然保持思考能力的人。2026年的工作千头万绪，防止返贫、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每一项最终都要靠基层干部一件一件去落。如果只盯着“事”的完成，把人当成填表的工具，短期也许能出数据，长期一定透支掉最宝贵的东西——一支愿意在困难面前继续动脑子、继续担肩膀的队伍。政绩最终是由人创造的，也最终要落到人的成长上。

三、扛起担当，走好脚下的“新路”

九十年前的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2026年的“新长征”，同样没有捷径。剧看到第二十集，最深的体会不是“他们真苦”，而是“他们在那么苦的条件下，依然在认真对待每一个判断、每一次选择”。对照自身，需要把这份认真从屏幕里接过来，放到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上。

（一)从“怕出错”转向“怕不真”。土城战役之后，红军没有因为第一仗没打好就停下来争论“谁的责任”，而是迅速一渡赤水，在运动中重新寻找战机。这种在行动中纠错、在纠错中前进的能力，比任何一次“完美的计划”都更接近胜利的真相。2026年的工作中，形式主义的一个隐蔽变种，是用“留痕的完整”代替“问题的解决”。检查笔记、台账、截图堆得整整齐齐，可那个该修的桥、该通的水、该帮扶的人，还在原地等着。把“真实”重新放回工作的第一位，意味着宁可要一个带着毛边但管用的结果，也不要一个光滑漂亮但经不起追问的过程。

（二)从“盯着上面看”转向“带着下面干”。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成，是因为与会者不是来“表态”的，是来交底的。周恩来主动检讨，朱德直言发火，王稼祥忍着伤痛发言，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判断为队伍负责。今天的基层工作，同样需要这种“交底”的风气。一项任务下来，如果层层都在做“二传手”，把文件从上一级原样搬到下一级，把“部署了”当成“落实了”，那么再好的政策也会在传递中走样。正确的担当，是在自己的那一层把真实情况接住、把具体矛盾解开，让下面的人拿到手里的是一个能操作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被转述过的口号。

（三)从“算我的账”转向“算事业的账”。剧中的红军将领，很多人在这二十集里经历了职务的升降、意见的被否定和重新被采纳。他们身上有一种今天仍然稀缺的东西：个人的进退去留，没有挡住他们对队伍前途的关心。2026年，地方换届和各项改革任务交织，最容易冒出来的念头是“这一任我能留下什么”。如果把政绩当成个人履历上的一行字，就会本能地挑那些看得见、来得快的事情做；如果把政绩当成这条路上的一块铺路石，就会愿意去碰那些难而正确、慢而必要的事。长征九十周年最好的纪念，不是在今天说多少漂亮话，而是在手头的工作里，留下一两件经得起下一个九十年回看的实事。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