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编办是市委主管机构编制工作的职能部门，承担着优化配置党的执政资源、科学设置党政机构、合理核定人员编制的重要职责。表面上看，编办的工作是“管机构、核编制、定职能”，与意识形态工作似乎隔着一层。但大家想过没有——机构怎么设、编制怎么配、职能怎么定，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工作力量能不能配强、阵地能不能守住、责任能不能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办的工作是意识形态斗争大格局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性工程。今天，我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编办“优化协同高效”的工作原则，与大家深入交流如何在机构编制工作中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一、深学细悟明方向，在领会核心要义中把握机构编制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机构编制是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资源。”政治资源和执政资源的配置，从来都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做好，首先取决于有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机构是否健全、职能是否清晰、编制是否充足、人员是否到位。总书记强调，“要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在党管干部、党管组织的全流程中统筹谋划”，而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保障，恰恰是这全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编办的每一项审批、每一次测算、每一份方案，都在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参与着全市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格局。

（一）在科学设置机构中体现政治导向，让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机构更健全、职能更清晰、权责更匹配。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机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效能。过去我们在机构设置上，有时存在“重经济发展部门、轻意识形态部门”的隐性倾向——经济部门的机构编制需求往往优先保障，而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机构编制则能简则简、能并则并。去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市委网信办作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职能部门，内设科室设置偏少，特别是技术支撑力量严重不足，大量舆情监测和数据分析工作不得不依赖外包服务，既增加了财政支出又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市委宣传部内设科室承担着理论武装、新闻出版、文化管理、文明创建、对外宣传等多项职能，科室之间忙闲不均、职责交叉的问题比较突出，部分新兴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职能在“三定”方案中找不到明确对应科室，存在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在机构编制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对宣传文化系统机构编制进行了优化调整：为网信办增设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技术支撑科，核增了专业技术人员编制，让技术岗位留得住人、用得上力；对市委宣传部部分内设科室的职能进行了重新整合和边界厘清，将分散在多个科室的新媒体建设和管理职能归口到一个科室集中行使，解决了“谁都管、谁都不负责到底”的推诿扯皮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在市级机构编制总量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优先保障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的机构设置和编制核定，确保这一基层意识形态阵地“有机构管事、有人员做事、有场所办事”。今年，我们要继续做好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重点对涉及意识形态工作职能的部门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头看”评估——看机构运转是否顺畅高效、职能履行是否到位、编制使用效益是否最大化，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优化，为全市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机构编制保障。

（二）在精准核定编制中体现战略考量，把有限的编制资源优先用于保障意识形态工作一线力量。编制是稀缺资源，在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大背景下，编制资源的分配直接体现着市委的工作重心和价值排序。坦率地说，过去在编制分配上，我们对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倾斜力度还不够——部分基层宣传文化单位长期存在“有编不用”和“人手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一线采编人员和网络评论员队伍年龄老化、专业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去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编制使用效益专项评估，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宣传文化系统存在一定数量的长期空编，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岗位连续多年招不到合适人选，空编率在全市各系统中排名靠前；另一方面，基层单位不得不在编制外聘用大量编外人员来弥补力量不足，导致“在编的不一定在岗、在岗的不一定有编”，队伍管理混乱、人员归属感差。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源在于编制资源配置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配——用传统的一般性岗位编制去招专业性极强的技术人才，自然招不到人。为此，我们创新了编制管理方式，在宣传文化系统试行“人才专项编”制度——对网络舆情分析、新媒体产品策划与制作、数据可视化等急需紧缺岗位，设立专门的岗位编制并实行单独的招聘条件和薪酬标准，用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把专业人才引进来、留下来。同时，我们探索建立“编制周转池”，将部分闲置空编纳入统一调配，在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根据意识形态工作重点任务和舆情态势的动态变化，灵活调配编制资源向急需紧缺岗位倾斜。比如去年下半年舆情高发期，我们临时将十个周转编制调配至市互联网舆情应急指挥中心，确保了关键时期有人可用。今年，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编制效益评估，对全市意识形态工作相关部门的编制使用情况进行全覆盖绩效评估——编制使用效率高的优先保障、效率低的坚决收回统筹，把有限的编制资源真正用到意识形态斗争最需要、最吃紧、最前线的刀刃上。

（三）在厘清职能边界中压实主体责任，让意识形态工作不再“九龙治水”相互推诿。意识形态工作涉及面广、交叉点多，容易出现“多头管理、交叉重叠、边界模糊、责任悬空”的问题。过去在处理一些涉及多部门的意识形态敏感事项时，常常出现“你说是他的事、他说是你的事、谁都不主动上手”的推诿扯皮现象，基层在具体执行时也反映“上面的指令来自好几个口子，不知道该听谁的”。去年，我们在审核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时发现，在网络舆论引导、社会组织管理、校园意识形态安全、新业态从业人员思想引领等多个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职责交叉和边界模糊问题。比如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网信办、宣传部、公安局网安支队都有相关职能，但日常管理中职责如何划分、重大舆情处置中以谁为主、信息共享如何衔接，缺乏清晰的制度安排和操作规范。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深入调研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牵头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域重点事项职责分工清单》，将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三十七项重点任务逐一明确了牵头部门、配合部门及其具体职责分工，特别聚焦了过去最模糊、最扯皮的那几个交叉地带——比如对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监管由网信办牵头、宣传和公安配合，对线下非法出版物的查处由文化市场执法部门牵头、公安和市场监管配合，对校园意识形态安全的日常管理由教育部门牵头、宣传和团委配合。清单还逐一建立了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机制，今后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跨部门事项，各部门可以直接对照清单“对号入座”、各司其职，不用再为“归谁管”扯上半个月的皮。这个清单出台后，相关部门普遍反映“责任清了、扯皮少了、效率高了”。今年，我们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对清单进行动态修订完善，并纳入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确保清单上写明的责任不打折扣地落到具体科室、具体人头。

二、聚焦重点强保障，以高效能机构编制工作服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建与管的关系，既要建好阵地，更要管好阵地。”机构编制工作参与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优化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改革和重大任务提供坚实保障。总书记强调，“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益”，这对编办而言是硬约束也是高要求——我们不能只做“数字加减”的算术题，更要做“效益倍增”的运营题，让有限的机构和编制资源发挥最大的意识形态安全效益。

（一）服务媒体融合发展大局，为做大做强主流舆论阵地提供机构编制保障。媒体融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的关键一招。我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机构设置、编制保障、人才引进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和瓶颈。去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虽然挂了牌子，但实质上只是将原有的报社、电视台、新闻网站做了简单的物理整合，离真正的“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还有很大差距。在管理体制上，融媒体中心的事业单位性质与市场化内容生产的灵活性之间存在内在矛盾——按事业单位管理，薪酬分配缺乏弹性，难以激励优秀内容创作者的积极性；按市场化运作，又与现行的人事编制管理规定有冲突。在人才引留上，优秀的新媒体运营、视频制作、数据分析等专业人才普遍不愿意进入体制内，因为薪酬待遇、晋升通道和创作自由度与市场化的互联网公司相比缺乏竞争力。这导致不少县级融媒体中心陷入了“老人在混、新人进不来、进来了留不住”的恶性循环。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积极研究机构编制层面的改革举措：一是在管理体制上破题，会同人社、财政部门探索在融媒体中心试行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和更加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在保留公益属性的前提下，允许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进专业人才和开展市场化合作，让“事业单位”也能长出“市场的手”；二是在机构设置上优化，支持融媒体中心按照“全媒体生产、多渠道传播”的流程再造要求调整内设机构，打破传统媒体时代的采编部门壁垒，按照内容策划、采集生产、编辑分发、视觉呈现、技术支撑等全链条环节重新设置岗位序列；三是在编制使用上倾斜，从全市事业单位空编总量中优先调剂保障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特别是对技术运维、视觉设计、数据分析等关键岗位给予专项编制支持。今年，我们将继续跟踪融媒体中心运行情况，根据实际需要动态调整机构编制保障方案，确保主流舆论阵地在融合发展中有坚实的组织支撑。

（二）服务基层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提供机构编制支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阵地，是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的基础设施。我市已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县乡村三级全覆盖，但“建好”之后的“用好管好”，离不开必要的人员编制保障。去年，我们对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人员配备情况进行了专项摸底，发现了一个普遍而突出的问题：不少实践中心（所、站）没有专门的人员编制，工作人员大多由乡镇街道宣传委员和村社区干部兼任，而这些同志本身工作负荷已经非常饱和，很难再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策划开展高质量的文明实践活动。结果就是，部分实践所站平日里“铁将军把门”，有活动时才临时开门“应个景、拍个照”，活动内容也停留在“挂横幅、发传单、搞卫生”的老三样，与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相去甚远，与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严重错位。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经过深入调研和测算，在编制总量不突破的硬约束下探索出了两条路径：一方面，从乡镇街道事业编制中为每个实践所统筹配备至少一名专职工作人员，所需编制在乡镇街道内部调剂解决，不额外增加编制总量；另一方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志愿者管理”的辅助模式补充工作力量，由财政预算保障购买服务经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文明实践员，在专职人员的统一调度下承担活动组织、群众联络、信息报送等日常工作。去年我们在三个县区先行试点，效果初步显现——试点地区的文明实践活动频次和质量明显提升，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均有较大幅度提高。今年我们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市全面推开，同时在机构编制层面建立常态化保障机制——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人员编制保障情况纳入年度机构编制统计和专项督查范围，督促各县市区将保障措施落实到位，确保这一重要的基层意识形态阵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精力办好事。

（三）服务重点领域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为关键阵地配强配优工作力量。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涉及多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高校、民族宗教、网络空间、文化市场等，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敏感地带和必争之地，这些领域一旦出现防线松动，后果将是全局性的。而机构编制工作在风险防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粮草先行”作用——编制就是战斗力，编制配到位了，才有条件把人选到位、把阵地守到位。去年，针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力量相对薄弱的突出问题，我们联合市教育局对市属高校的思政工作队伍编制配备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督查发现，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配备比例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思政课教师周课时量远超合理负荷，辅导员每人面对的学生数远远超过规定的两百人上限；部分高校虽然表面上达标，但存在较为普遍的“在册不在岗”现象——思政和学工岗位编制被挪用于安排其他行政人员，实际从事思政工作的人员数量大打折扣。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坚守质量，也是部分高校学生对错误社会思潮辨别力不强、容易受网络有害信息影响的深层组织根源之一。督查结束后，我们逐校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并将整改结果纳入机构编制年度考核。同时，我们会同教育、民宗、文旅、公安等部门，对全市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岗位编制配备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梳理出中小学专职思政课教师、民族宗教事务执法力量、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网络安全技术保障队伍等四个薄弱环节，逐一研究提出了编制加强方案。下一步，我们要把重点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力量配备纳入机构编制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的常态化内容，建立“红黄绿”三色预警机制：人员配备达到标准的亮绿灯、接近标准的亮黄灯并提醒督促、连续两个季度不达标的亮红灯并约谈问责，确保每一个意识形态关键岗位都有称职的人、每一块意识形态前沿阵地都有足够的兵。

三、锤炼内功强本领，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机构编制队伍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机构编制工作要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服务好意识形态工作这个大局，需要编办干部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我们的干部如果只懂编制数字不懂政治逻辑，如果只会做表格不会看方向，就不可能把机构编制工作真正做进意识形态斗争的大局中去。总书记指出，“机构编制资源是政治资源、执政资源，要科学配置、合理使用”，这句话本身就是对编办干部政治站位和业务能力的双重考验。

（一）在理论学习中增强政治敏锐性，让每一次机构编制审批都经得起政治上的审视。编办的工作虽然主要是与机构、编制、职数打交道，但每一项审批背后都有政治考量。给哪个部门增编、给哪个单位核减，体现的是市委的施政重点和价值排序；为哪个领域设机构、给哪个岗位定职能，关系到党在该领域的执政资源配置和话语权把控。去年，有一个市直部门申请增设一个内设科室，从申报材料看理由充分——工作量增加了、人员调配捉襟见肘，单纯从机构编制管理的技术角度看确有需要。但我们在深入考察时发现，该部门申请增设的科室拟承担的部分职能，与另一个已设部门的职能存在明显交叉，如果照单全批就会制造出新的职责边界模糊地带，与“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简单地“照单审批”，而是会同两个部门坐下来反复协商，最终通过职能整合和流程再造解决了问题——将交叉职能归并到已有科室统一行使，既避免了叠床架屋，又厘清了职责边界，还节省了编制资源。这个案例启示我们：编办的工作不能只算“加减法”的数学账，更要算“优化协同高效”的政治账。在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机构编制事项时，这种政治账更要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此，局机关今年建立了“机构编制审批政治把关”制度，所有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机构编制审批事项，在提交办务会审议前必须经过政治审核环节，对申请事项与中央和省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部署要求是否一致、是否有利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否会影响现有意识形态工作格局和力量配置进行逐项评估。政治审核不过关的，一律不予批准或退回重新论证，确保每一份审批文件都经得起政治上的反复推敲。

（二）在调查研究中锤炼精准配置能力，让有限的编制资源发挥最大的意识形态安全效益。机构编制资源是极为稀缺的执政资源，不能凭经验拍脑袋配置，必须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测算分析、科学合理调配。过去我们在编制核定中，有时过于依赖部门申报和面上数据，缺乏深入到基层一线实际验证的环节，导致部分编制配置偏离了实际需求——有的单位编制富余却叫苦连天，有的单位人手极度紧张却长期得不到补充。去年，我们在对全市宣传文化系统编制进行调研时，改变了过去“发通知收表、坐办公室算账”的传统做法，采取“蹲点解剖”的方式，选择了五个有代表性的基层单位进行为期两周的沉浸式调研。通过直接观察和现场采集，对每个岗位的实际工作负荷进行了实测——记录他们每天具体在做什么、每项工作需要多少时间、哪些工作是重复低效的、哪些工作是因人少而被迫压缩简化的。通过这种“笨办法”的实测，我们获得了一组与面上统计截然不同的数据：个别单位表面上人手不少，但实际配置结构严重失衡——行政后勤辅助人员比例偏高，直接从事一线宣传和舆情工作的业务骨干严重不足，真正的核心战斗力与编制总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剪刀差”。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核编，只会固化甚至加剧这种结构失衡。基于实测数据，我们对这几个单位的编制配置方案进行了精准调整，压缩了可替代性强的行政辅助岗位编制，补充了急需紧缺的一线业务岗位编制。调整后相关单位普遍反映“人还是那些人、编制还是那些编制，但力量一下子集中到了刀刃上”。今后，凡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编制核定，必须进行实地调研和负荷测算，不能只看纸面数据和部门汇报。同时，我们要建立意识形态工作编制配置“跟踪评估”机制，编制配置方案实施后每半年进行一次效果评估和动态校正，确保每一份编制都用到意识形态斗争最需要的地方。

（三）在纪律规矩中守住廉洁底线，在编制管理这个“廉政高风险”领域筑起坚不可摧的防火墙。机构编制工作涉及部门利益和干部职级，历来是各方面关注和争取的焦点，也是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潜在风险领域。在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增编设岗的问题上，各种“打招呼”“递条子”“走关系”的压力时有出现——有人想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排进宣传文化系统，有人想把行政后勤性质的人员以“一线工作人员”的名义套用意识形态专项编制。这些看似“卖个人情”的行为，实质上是把政治资源当作人情交易的筹码，如果开了口子，不仅损害机构编制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更会严重侵蚀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专业性和纯洁性，给阵地安全埋下隐患。去年，有一个单位申请增设一个科级职位，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发现其申请理由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岗位职责描述中罗列的多项工作实际上由其他科室在承担，该岗位设置后的真实用途存在疑点。经深入了解，该单位主要是想通过增设职位解决某个特定人员的职级待遇问题，属于典型的“因人设岗”。我们坚决驳回了该申请，并约谈了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指出其行为违反了机构编制纪律和组织人事纪律。事后我在办务会上专门强调：机构编制纪律是铁的纪律，在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编制问题上，更要从严从紧、不开口子。编办干部手中掌握着编制资源的配置权，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绝不能让政治资源变成交易筹码，绝不能让编制审批成为利益输送的管道。今年，我们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机构编制审批廉政风险防控手册》，梳理出从受理、调研、论证到审批、公示、督查的全流程廉政风险点十六个，逐项明确了防控措施和责任人，确保每一个审批环节都在阳光下运行。同时，我们建立了“说情打招呼登记”制度——对机构编制审批过程中的各类“打招呼”行为如实登记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让编制审批的全过程经得起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和历史的检验。

同志们，机构编制工作是配置党的执政资源的重要工作，也是意识形态斗争大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基础保障。让我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管好用好机构编制资源，为全市意识形态工作配强力量、筑牢阵地、压实责任，用机构编制工作的扎实成效为维护全市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