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天，我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和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聚焦社会工作部门“统筹指导基层治理、联系服务群众、凝聚社会力量”的核心职能，结合近期在社区蹲点和志愿服务调研中的所见所思，谈一谈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廉洁从政上做到“以清廉赢得信任、以服务凝聚人心”。我时常在基层走访中自省：社工部的成立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成果，群众对我们寄予厚望，如果我们自身作风不正、手脚不净，拿什么去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下面，我谈三个问题。

一、在把准治理航向中铸牢政治忠诚，以自我革命固本培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社工部门承担着统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职责，自我革命首先要体现在政治清醒和方向坚定上，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一）把稳党建引领的定盘星，决不能让基层治理偏离“主心骨”方向。社会工作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如果党建引领弱化虚化，基层治理就会迷失方向甚至误入歧途。去年我在蹲点调研中发现，某社区的“红色物业”表面搞得热热闹闹——墙上挂着党建标语、会议室摆着党建台账、汇报材料写得头头是道，可居民私下拉着我吐槽：“那些都是做给上面看的，物业费照样乱涨、电梯坏了半个月没人修，什么红色物业，就是换了块牌子。”我追问原因，发现该社区党组织书记同时兼任物业公司经理，实际上是把党建资源变成了物业经营的招牌，而真正的党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群众意见收集等核心工作全部流于形式。更严重的是，社区部分公共收益被物业公司截留，账目从不公开，群众多次反映无果。我在全市基层治理推进会上点名通报此事，并责令该街道党工委限期整改。经查，该社区书记存在违规兼职取酬问题，被免去职务并给予纪律处分。这起案例让我深刻意识到，党建引领不是“贴标签”“挂牌子”，而是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为此，我们在全市推行社区党组织书记与社区居委会主任、物业负责人、业委会负责人交叉任职的“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哪些利益关联岗位不得兼任，防止“一套人马、几块牌子”的利益捆绑。同时，建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效评估体系，不看墙上挂了多少制度、台账写了多少页，只看为群众解决了多少难题、化解了多少矛盾。我每月随机抽取若干社区，不打招呼直奔现场，与居民面对面聊天，从群众口碑中检验党建实效。有一次我在某老旧小区偶遇几位正在下棋的大爷，随口问“社区干部咋样”，一位大爷脱口而出：“书记是个好人，就是太软，物业欺负人他不敢管。”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路，回去后立即约谈该社区书记，要求其挺直腰杆、敢于斗争。同志们，党建引领是基层治理的“定盘星”，我们要坚决防止党建与业务“两张皮”，决不能让“红色”成为商业逐利的遮羞布，而是要让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就是贴心人。

（二）校准为民服务的坐标系，决不能在群众工作中摆“官老爷”架子。社会工作部门的服务对象在基层，工作场所在群众中间，如果社工干部沾染了衙门习气，摆起官架子，就从根本上背离了设立社工部的初衷。去年我接待了一批信访群众，反映某街道社工站工作人员态度恶劣，对前来咨询低保政策的困难群众冷言冷语，甚至说出“没钱就别在这住”的伤人话。我深入了解后发现，这名工作人员是刚招聘的年轻社工，在入职培训中从未接受过群众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只学了一些填表录系统的技能。这让我意识到，社工队伍建设不能只重业务技能，更要重群众感情和服务意识的培育。为此，我们在全市社工系统开展“群众工作方法大练兵”，明确规定新入职社工必须先在社区窗口跟班见习一个月，由经验丰富的老社区工作者带教，学习如何与群众打交道。见习期满要提交一份“群众工作日志”，记录自己接触的各类群众和解决的实际问题，由带教老师评分，不合格的延期转正。我自己也带头到一线体验，每月安排半天时间到社工站当“见习接待员”，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坐在窗口接待群众。去年底的一个下午，我在某街道社工站接待了一位八十多岁的独居老人，他听力不好，一个问题反复问了好几遍，我耐心回答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帮他弄清楚了大病救助的申请流程。老人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好孩子。”那一刻的温暖让我更加坚定：群众工作没有捷径，只有将心比心。事后我在部务会上分享这次体验，提出“三个绝不允许”：绝不允许对群众说“不知道”“不归我管”“找别人去”，绝不允许让群众提供的材料“来回跑”，绝不允许对困难群众的合理诉求“冷处理”。同时建立“群众不满意事项”跟踪回访制度，对社工服务中被群众评价为不满意的，由科室负责人逐一电话回访，查明原因、督促整改。同志们，社工部门是离群众最近的部门之一，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的形象。请扪心自问：你面对群众时是否有过不耐烦？群众多问几句你是否心生厌烦？我们要永远牢记，社工不是官，是服务员，群众是我们的亲人，绝不能在亲人间垒起官民隔阂的高墙。

（三）夯实社会协同的着力点，决不能把“整合资源”变成“利益勾兑”。社工部门承担着统筹协调社会组织、志愿者、慈善力量等社会资源的重要职能，在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把公权力变成利益交换的工具。去年，我们查处了一起涉及社工系统干部的违纪案件：某区社工部一名科长利用负责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评审的职权，将多个项目定向发包给其妻子参股的社工机构，三年间涉及金额数十万元。案发后他辩称“社工机构本来就少，选来选去也就这几家”，可翻开项目评审记录，发现评审打分明显异常，几家与他不沾亲带故的机构即使条件更优也被刷掉，所谓的“选来选去”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托词。最终，该科长被给予撤职处分，其妻所涉机构被列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黑名单”。此案后，我们全面重塑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全链条监管”机制：一是建立承接主体资格联审制度，对申报机构的资质、人员、财务、信用等进行全面核查，与干部亲属关联的必须主动申报回避；二是推行项目评审“背靠背”打分和全程录音录像，评委从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审前不知项目归属、评审中不得互相交流、评审结果当场封存；三是实施项目执行“双随机”抽查，每季度随机抽取项目和检查人员，重点核查资金使用是否合规、服务是否真实、群众是否满意。我还要求所有社工项目必须向社会公开，从立项评审到结项评估全程在政务平台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在一次新入职干部集体谈话中，我专门讲了这个案例，并提醒大家：“你们以后手中可能掌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机构负责人对你客客气气请你吃饭，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吗？看中的是你手中的项目资源。你吃他一顿饭、收他一张卡，项目评审时你的笔就握不稳了。”同志们，整合社会资源是好事，但资源必须用在服务群众上，绝不能中饱私囊。我们要以公开透明的机制斩断利益链条，让每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都经得起审计和群众的检验。

二、在深耕基层治理中锤炼硬核本领，以自我革命赋能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这要求社工干部既要有“菩萨心肠”的服务热忱，更要有“工匠精神”的专业素养，在深耕基层中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下面，我从五个业务维度讲起。

（一）在社工站点建设中突出实效，力戒“挂牌即完工”的表面文章。社工站建设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的重要载体，但当前一些地方存在“重挂牌、轻服务”的形式主义倾向——站牌挂得锃亮、墙上制度齐全，可群众进去却找不到人、办不成事。去年底，我随机抽查了几个乡镇社工站，发现其中一个站的大门紧锁，透过窗户往里看，办公桌落满灰尘，签到本上的最后一个签名停留在三个月前。我问隔壁商铺的店主，他撇嘴说：“挂牌那天热闹了一下，后来就没见开过门。”我当即打电话给该乡镇分管领导，他支支吾吾说“人员紧张、在镇上办公”，实际上是把社工编制挪用去干乡镇行政事务了。我当场责令其一周内整改到位，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市开展社工站“建管用”专项督查，明确提出社工站建设“三不”标准：不追求装修豪华，但必须功能齐全；不要求面积大，但必须位置便民；不允许人员空挂，必须定岗定责定时服务。同时，建立社工站服务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社工站应该提供哪些服务、不能从事哪些工作，特别是严禁将社工抽调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乡镇行政事务。我们还创新推出“社工赶集”模式，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社工定期在赶集日到集市上“摆摊设点”，集中提供政策咨询、代办服务、矛盾调解等。去年我们在全市推广这一模式，共开展“社工赶集”活动一千余场次，服务群众数万人次。有一次我参加某乡镇的“社工赶集”活动，坐在社工的摊位前和来咨询的群众聊天，一位大娘说：“以前办点事要跑到镇上，车费不说，去了还找不到人，现在赶个集顺道就把事办了，这个办法好。”群众的认可就是最高的奖赏，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我还在部里建立了社工站运行情况“红黄绿”亮灯机制，通过后台数据监测和群众评价，对运行良好的亮绿灯、运行一般的亮黄灯预警、运行不正常的亮红灯并约谈负责人。同志们，社工站是社工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不能建成摆设，必须建一个成一个、成一个用一个，让群众进得去、找得到、办得成事。

（二）在社区服务供给中精准对接，改变“我想给啥就给啥”的单向思维。社区服务是社工部门的重要职能，但过去我们的服务供给往往是“上面定菜单、下面照单吃”，群众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去年我们在某社区试点“订单式”服务模式，一开始以为老年人最需要的是健康讲座和义诊，结果需求调查出来后我们大跌眼镜：排在第一位的需求竟是“有人陪着聊聊天”，排在第二位的才是健康服务。我们及时调整服务供给，组织社工和志愿者组建“陪聊小分队”，每周固定时间上门陪伴独居老人聊天解闷。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教师拉着社工的手说：“孩子们都忙，电话也就说几句，你们能来坐坐比送什么补品都强。”这件事让我深刻反思：我们自以为的“精准服务”其实并不精准，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俯下身子去倾听群众的心声。为此，我们在全市推行社区服务“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三单对接机制：每年初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查、居民议事会等方式形成“需求清单”；盘点社区内外的各类服务资源形成“资源清单”；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形成年度“项目清单”，并向全体居民公示，年底对照清单接受群众评议。同时，引入“社区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把模糊的服务要求变成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项目，明确责任人、时间表和预算。今年初，某社区在需求调查中发现双职工家庭普遍存在“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问题，我们协调教育、团委等部门资源，在社区开办“四点半课堂”，由社工和志愿者轮流值班，为放学后无人接送的孩子提供安全看护和作业辅导。运行半年后，受益家庭自发组团到社工部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小课堂解决大难题”。这面锦旗至今挂在我办公室，提醒我：社区服务不是“我们给什么、群众要什么”，而是“群众要什么、我们干什么”。同志们，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负责的社区服务项目，是真正来源于群众需求，还是坐在办公室拍脑袋想出来的？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我们要彻底扭转“有什么菜就上什么菜”的单向供给思维，精准对接群众的急难愁盼，让每一项服务都做到群众心坎上。

（三）在志愿者队伍建设中注重规范，防止“爱心”变成“私心”的异化风险。志愿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工部门承担着志愿者注册管理、激励保障、统筹协调的职责。但由于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个别地方出现了打着志愿服务旗号谋取私利的现象。去年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某区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在承接政府购买志愿服务项目时，通过虚报志愿者人数、虚构服务活动等方式套取项目资金。经查，该协会申报的某次大型志愿服务活动，材料上写着参与志愿者两百人、服务时长八百小时，可调取现场照片和签到记录后发现，实际参与人数不足五十人，所谓的“服务时长”大部分是编造的。该负责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协会也被注销登记。此案暴露出志愿者队伍管理中的制度漏洞：注册审核宽松、活动记录缺乏核验、资金使用缺乏审计。为此，我们在全市建立志愿者管理“三个统一”：统一注册平台——所有志愿者必须在“志愿*”信息平台实名注册，上传身份信息和服务承诺；统一服务记录——志愿服务活动实行“扫码签到签退”制度，服务时长由系统自动计算，杜绝人为造假；统一星级评定——根据服务时长和质量对志愿者进行星级评定，并作为表彰激励的依据。同时，对承接政府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组织实行“双审核”制度：事前审核组织资质和项目方案，事后审计资金使用和服务成效。我还在全市志愿服务表彰大会上强调：“志愿服务是一块金字招牌，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敛财，损害的不仅是项目资金，更是整个社会对志愿精神的信任。”同时，我们大力弘扬志愿服务文化，在全市选树了一批“最美志愿者”和“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让真正的志愿服务正能量充盈社会。有一位坚持二十年义务辅导留守儿童的退休教师当选“最美志愿者”后，有媒体问他图什么，他说：“我退休有工资，不缺钱，就想给孩子们做点事，看到他们成才有出息，比拿多少钱都开心。”这就是志愿精神的真谛。同志们，社工部门管理志愿服务，自身首先要有一颗纯粹的公益心。我们要保护好、引导好、规范好这份社会爱心，决不能让奉献变味、让爱心蒙尘。

（四）在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把好方向，防范“社会组织”变味成“私人领地”。社工部门负责指导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这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但如果缺乏政治把关和有效监管，一些社会组织可能偏离正确方向，甚至沦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去年，我们在年检中发现某社区“老年协会”账目混乱，深入调查后发现，该协会名义上为社区老年人服务，实则被某保健品经销商操控，负责人利用协会平台向老年人大肆推销高价保健品，而社区一些工作人员还为其提供场地便利。更恶劣的是，该协会借用社区活动室“开会”，实际上是在搞“洗脑式”营销，多位老人花费数万元购买了毫无功效的保健品。我们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了该经销商，注销了该协会，并对涉事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问责。但此案让我痛心不已：那些被骗的老人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就这样被“自己人”骗走了。针对此类问题，我们在全市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监管—退出”全周期管理机制：在孵化环节，明确申请成立社区社会组织的，必须由社区党组织出具政治审查意见，负责人必须进行政治和信用背景调查；在监管环节，实行年度报告和随机抽查相结合，重点检查财务收支、活动内容、资金来源；在退出环节，对长期不活动、内部管理混乱、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及时予以注销。同时，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政治和业务培训，帮助他们树立正确方向，增强法治意识。我还在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社区社会组织座谈会，既听意见也讲规矩。有一次，一位新成立的社会组织负责人说：“以前以为社会组织就是自己几个人说了算，听了部长的讲解才知道，社会组织姓‘社’不姓‘私’，必须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个人谋利。”同志们，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工部门联系群众的纽带，如果这条纽带被利益污染，群众对我们就不会再有信任。我们要坚持一手抓培育扶持、一手抓规范管理，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发展，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生力军。

（五）在矛盾纠纷化解中前置关口，不让“小摩擦”拖成“大冲突”。社工部门承担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重要职能，如果矛盾排查不及时、调解不到位，小摩擦就可能演变成大冲突。去年某社区发生了一起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起因其实很简单：楼上住户装修噪音太大，楼下多次沟通无果，找物业、找社区都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最终矛盾激化，两家发生肢体冲突并各自纠集多人对峙。虽然事件最终平息，但暴露出我们的矛盾排查化解机制还存在梗阻——社区网格员虽然配备了，但信息上报渠道不畅、调解力量不足、部门协同不够。我在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中一直在想：如果第一次投诉时就有社工介入调解，事情绝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为此，我们在全市推行“社工+网格+调解”三位一体的矛盾预防化解机制：社区网格员每天巡查，发现矛盾苗头第一时间上报信息平台；社工根据矛盾类型和复杂程度分类处置，简单纠纷当场调解、复杂纠纷协调专业力量介入；对涉及多个部门的矛盾，由社工部牵头召开联席会议统筹解决。同时，我们探索建立“无讼社区”创建标准，将矛盾纠纷发现率、调处成功率、诉讼率等指标纳入考核，引导基层把更多精力放在前端化解上。我还要求每个街道至少配备一名具有法律、心理学或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专职调解社工，每月对各辖区矛盾纠纷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找出规律性问题，推动源头治理。今年上半年全市社区层面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有了明显提升。有一次我旁听了一场社区调解会，调解对象是两户因宅基地边界争执多年的邻居，调解社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分别上门走访、查阅历史资料、测量现场，调解会上摆事实讲道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事后我问这位社工有什么心得，她说：“矛盾调解就像通下水道，看似小事，通了就顺畅了，不通就会越堵越臭。”这个比喻虽然朴素，却道出了矛盾化解的真谛。同志们，群众之间的小矛盾如同小火苗，扑灭得早就不成灾。我们要将矛盾排查化解的关口前移到群众家门口，把问题发现在早、解决在小、化解在基层，用扎实细致的工作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三、在作风建设中擦亮为民底色，以自我革命锻造“压舱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作风好坏群众感受最直接、评价最客观。”社工干部扎根基层，一言一行都在群众眼皮底下，作风问题无小事。下面，我从三个层面谈一谈。

（一）整治“表格社工”的纸上功夫，让干部从报表台账中解放出来。社工系统也深受形式主义之害，各种报表台账层层加码，让基层社工疲于填表报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真正服务群众。去年我到某乡镇社工站调研，一名年轻社工向我诉苦：“部长，我一个月要填十七种表格，党建的、业务的、考核的、迎检的，有些表格内容高度重复，但要求不同就得重新填一遍。我算了一下，每个月有一半时间在填表，真正上门走访群众的时间不到一周。”她随手从柜子里拿出一摞台账，摞起来近半人高。我翻开一看，很多台账确实属于重复填报、过度留痕，有些检查记录明显是为“留痕”而编造的。这让我深感自责：形式主义的问题，根源在上面，板子应该打在机关而不是基层。回到部里后，我立即启动“减表行动”，对社工系统需要基层填报的各类报表台账进行全面清理，该取消的取消、该合并的合并、该上系统自动生成的上系统，最终将填报事项压减了一半以上。同时，明确规定不得要求基层重复填报相同信息、不得随意增加填报内容、不得将填报情况作为考核排名依据。我们还开发了“智慧社工”信息平台，通过数据共享和系统对接，实现一次填报多方使用，大幅减轻了基层负担。在一次基层减负座谈会上，那位曾经向我诉苦的社工说：“现在填表少了一半多，终于有时间多跑几户了。”但我没有满足于此，我还在全市社工系统倡导“一线工作法”：要求社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作时间要花在走访群众、解决问题上，机关科室负责人每周至少下基层一次。我自己带头，雷打不动每周用一天时间到社区到村组，不看展板不听汇报，直接入户跟群众聊天。同志们，社工的主战场在群众中间不是在办公桌前，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人不是表格。我们要坚决摒弃“表格社工”“留痕主义”，把填表的精力和时间用到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刀刃上，让社工真正回归服务本位。

（二）纠正“看客心态”的消极作风，克服“多做多错”的躺平思想。社工部门新组建不久，一些转隶干部存在“看客心态”，觉得社工部是“边缘部门”，工作没有成就感，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躺平思想混日子。去年年终考核时，我发现某科室全年工作只有一个简单的总结，没有一项创新举措，没有解决一个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我找科室负责人谈话，他直截了当地说：“部长，社工部没有硬权力，说话没人听，办事靠协调，干多干少一个样，还不如少干点少犯错。”这番话让我彻夜难眠：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这样想，社工部就真的没有希望了。第二天我召开全部人员会议，推心置腹讲了我的心里话：“社工部确实不是一个强势部门，我们没有审批权、没有执法权，但我们的优势恰恰在于群众信任、社会认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党凝聚人心，这种软实力比硬权力更持久、更温暖。”我还在会上公布了《社工部担当作为激励办法》，对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的干部在评优评先、职务职级晋升中优先考虑，对消极应付、推诿扯皮的干部进行约谈问责。同时，我亲自带队攻关几个长期困扰群众的“硬骨头”——老旧小区物业失管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社区融入问题、困难家庭照护喘息服务问题，一个一个啃下来，让干部在实干中找回价值感。去年我们解决了十几个积累多年的民生难题，在年度群众满意度测评中，社工部的满意率排在全市前列。拿到这个结果那天，我把数据发到工作群里，写了八个字：“实干有为，有为才有位。”那位曾经躺平的科长在群里回了四个字：“部长，我服了。”后来他主动请缨承担了一项社区治理试点任务，干出了成效，个人也获得了年度考核优秀。同志们，新部门要有新气象，新机构要有新作为。请反思：你是否存在过“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消极思想？是否在某个困难面前退缩过？社工部的地位不是别人给的，是靠我们自己的担当和作为干出来的。我们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胸怀，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三）净化“熟人社会”的人情羁绊，管好八小时外的交往底线。社工干部长年扎根基层，与社区干部、社会组织、辖区群众交往频繁，容易陷入熟人社会的人情羁绊。如果界限不清、分寸不守，就可能从熟人变成“利益捆绑人”。去年我们查处了一名街道社工站站长，他与辖区几家养老机构负责人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吃喝打牌，后来发展为利用负责养老服务补贴审核的职权，为这几家机构虚报服务量、骗取补贴，从中收取回扣。被查后他痛哭流涕：“我一开始真的只是想交朋友，跟他们处得久了，有些事就抹不开面子了。”可交朋友一旦越界，就是违纪违法的开始。为此，我们在全市社工系统建立“亲清交往”行为规范，划出“五条界线”：与社区干部交往不能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与社会组织交往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辖区企业交往不能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馈赠，与受助群众交往不能收取任何形式的感谢费，与服务对象交往不能形成利益捆绑。同时，建立社工干部“社区联系点定期轮换”制度，在同一社区或联系同一批社会组织超过三年的，原则上必须轮换，防止因人熟而生弊。我还在部里推行“廉政提醒日”制度，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由纪检监察部门向全体干部推送一条廉政提醒信息，内容根据当月排查出的风险点进行个性化定制，让警钟长鸣。有一次我的手机收到推送：“本月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集中评审期，请严格执行利益回避规定，不得私自与申报机构接触。”我把这条信息转发到工作群里，并要求大家签收确认。同志们，基层是熟人社会，但制度面前没有熟人。请扪心自问：你与辖区内的社会组织负责人是否交往过密？你是否曾因“熟人”情面而在审核把关上松过口子？我们要在熟人社会中守住制度底线，有人情味但不越人情红线，以清白干净的社交圈守护清正廉洁的公仆形象。

同志们，善治之基在基层，清廉之根在人心。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绣花功夫织密基层治理的“善治之网”，以亲清作风擦亮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奋力开创我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