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意，杜牧曾讲过：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节为兵卫。看来，立意是一篇文章的灵魂，处于最高位置。

记得刚写材料时，一篇稿子交上去，领导总会边摇头边说：还不够高啊，这是部门的视野，不是市委的高度……我当时总在琢磨，不是已经在7楼了么，到底还要高到哪里去？

随着稿子越写越多，慢慢总算摸到点门道。当然，大道理是讲不出来的，主要借3个案例，分享一点关于文章立意的体会：

《白毛女》的三个阶段

《白毛女》大家肯定熟悉，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段时间内集体创作而成。它的正式形成，主要历经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间传说《白毛仙姑》。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晋察冀边区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一切祸福。老百姓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给她烧香上供。

至于这仙姑到底身居何方则说法不一，山西人说在河北，河北人说在山西，这就是白毛女的雏形。

第二阶段：革命故事《白毛女人》。担任《晋察冀日报》的记者李满天，在群众口耳相传的基础上，对这个民间传说进行了加工，写成小说《白毛女人》：晋察冀边区某地，抗日工作进展缓慢，一次到了开会时间，人影不见。问起原因，才知道当天是农历十五，老百姓都到奶奶庙给“白毛仙姑”上供去了。

当地武委会主任不信邪，决定“捉鬼”。果然，埋伏半夜发现，一个人到神庙中偷拿贡品。武委会主任大喝一声，那人转身就逃。一直追到一个山洞，发现了蜷缩在山岩下的白毛女人。在武委会主任的逼问下，她说出了情由。

这是一个佃农的女儿，父亲被地主逼迫以女儿顶租还债，不堪凌辱的她逃出地主家，躲到山洞栖身。因不见光线，没有食盐，身上长出白毛。下山后，她在妇救会控诉了地主罪行，政府镇压了恶霸地主。

第三阶段：歌剧《白毛女》。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延安参加文艺整风的时候，带来了白毛女这个故事素材。当时，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周扬，听了白毛女的传说后，感觉这个故事非常好，决定根据这一题材创作一部歌剧，向中共“七大”献礼。

剧本在原来故事的基础上，从土地革命入手，对白毛女的个人遭遇进行充实、深化、升华，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民众推翻旧社会，迎来新社会，实现了农民当家做主，让白毛女喜儿过上了“人”的生活。

《白毛女》这部歌剧，于1945年4月作为向“七大”的献礼正式公演。在延安引起了巨大轰动，场场爆满，之后累计上演200多次，观看人次超过百万。甚至有些人观看后主动报名参加红军，并喊出“为喜儿报仇”的口号。

以上三个阶段的《白毛女》，如果从“立意”角度来看：

第一阶段只是停留在“传奇故事”的层面，有趣味性、猎奇性，但也仅限于此。

第二阶段则从民间传说，上升成为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故事，但仍未能跳出镇压地主恶霸的叙事格局。

第三阶段则把白毛女的故事，升华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高度，并赋予这一故事以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一个十分“高”的立意：在政治上，它一下子抓住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亮出共产党的使命，就是要带领劳苦大众当家做主；在艺术上，它又紧紧围绕“人→鬼→人”的冲突性，彰显了冲击力十足的艺术张力。

《职业》的两个版本

《职业》是汪曾祺的一部短篇小说，这不是他最有名气的作品，却是其本人最满意的。《职业》的故事很简单，它讲述了一个在昆明街头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生活片段。

他是个孤儿，过早地承担了养家糊口的职业，每天沿街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一群小学生就模仿其声调喊作“捏着鼻子吹洋号”闹着玩。一天因为外婆生日，他得空不用卖饼糕，走到一个无人处时，他也学着学生们，欢快地叫出了“捏着鼻子吹洋号”。

这篇小说有两个版本，一版是汪曾祺40年代写的（点击蓝字可看原文），另一版是80年代重写的（同上），前者1200字、后者2000字出头。前后两版故事框架基本一致，但有一处较大的差异。

相比40年代版本，80年代版本在写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之前，写了好几种职业的叫卖声：收旧衣烂衫、卖化风丹、卖壁虱药、卖杨梅……

每一种叫卖声的叙述都单独成段，与小说开头第一句话：“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一起营造出小说中略带苍凉的氛围，占到了全文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要增加这块内容呢？汪曾祺自己这样讲道：（前一版）写了以后觉得不够丰满，我就把在昆明所接触的各种叫卖声、吆喝声，写了一长串，作为小孩叫卖声的背景。这样，内涵就更丰富，主题也深化了，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苦辛”。

说句实话，我当时读这篇文章也有些不解：一篇千字文章，为何要用《职业》这么大一个题目？当后来读到“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苦辛’”这句，突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苦辛’”，这是此篇小说立意的一大飞跃。正是增加的“收旧衣烂衫”这几声叫卖，让它从关心“一个孩子的自由”，上升为关注“人世间的疾苦”。

自己的一个经历

前面都是讲别人，最后来谈谈自己。前些年，给领导准备一个平安考核的工作推进会讲话。领导专门交代，要把形势分析到位，把道理讲讲清楚。

初稿是部门代拟的，稿子拿到后一看，形势分析基本可以，但道理好像没有讲到位。特别是讲到平安工作重要性时，花了很多笔墨在平安考核方面。想想也正常，因为随着公共安全事故上升，考核争先进位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站位有点低了，文章的立意太过功利。考核排名的事情不能不讲，但毕竟这是平安工作推进会，不是平安考核推进会，不能喧宾夺主。

于是，决定重写这一部分，以“平安维稳连着政治担当、平安报表连着经济报表、平安和谐连着民生民心”三个角度，从政治、经济、民生三个层面对平安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成稿之后，自我感觉高度、深度基本都有了，而且还很系统嘛。

等到大会召开那天，领导在讲到这一块时，把三个小标题读了一遍之后，讲了一句话：“搞平安工作，要永远胸怀一颗悲悯之心”，然后报了一连串的公共安全伤亡数字。

他说，这些数字在我们许多人眼中，只是一串串阿拉伯数字，但实际背后则是一个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平安工作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件积德的事业，伤亡数字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就等于拯救了多少个家庭啊！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这场会的效果很好，对自己的触动也很大。领导并没有去讲大道理，当他讲出“悲悯之心”四个字，已经胜过千万个道理。从那一刻我明白，立意之“高”，不是高矮之“高”，而是高下之“高”。

每当想到文章立意的时候，我都会去琢磨这三个案例，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钻研。最后，谈一下自己对文章立意的一点看法，当然也仅是管中窥豹、一家之言：

首先，立意要有“眼”。立意在多数时候都是以“文眼”的形式存在的，正如周扬用“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一句话，对《白毛女》的中心主旨进行的概括，这就是“眼”。

一场会开下来，领导的话能有几句被记住，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些人费尽心机去打磨“金句”，这当然无可厚非，但金句只是“小眼”，立意才是“文眼”。一场会，如果只能让大家记住一句话的话，那么最好是“文眼”。

其次，立意要有“心”。千万不能把立意高，理解为唱高调、讲大话。汪曾祺的《职业》，只不过描写了几种叫卖声，就把文章的立意一下拉到了“人世间”，靠什么？靠走心。

还有上面领导讲的“悲悯之心”，很高深吗？它恰恰主动与所谓的“大道理”保持了距离，从“家庭”这样一个最小社会细胞入手，讲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最后，立意要有“脚”。现在许多文稿，不缺想法、提法，缺的是办法、干法。道理再大、立意再高，这些都不用怕，大家最怕的是飘在空中的道理、不能落地的立意。

一个好的立意，除了要能抓人眼球，更要能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空谈。所以它必须有脚，能落地、能走路、能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