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不都是灰色的”，也可以说“理论未必都是灰色的”，这是我对很出名的一句话作出的辩驳。原话是“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源于德国作家歌德所作诗剧《浮士德》。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对前半句，我就抱有怀疑态度；认真琢磨下去，怀疑变成了否定，所以反其意而用之。

我的怀疑和否定，是有理有据的。我认真考证过，这句所谓的“歌德名言”，虽然出自歌德之手，但并非出自其本人之口，而是出自其笔下的魔鬼之口——

在《浮士德》这部诗剧中，主人公浮士德是个满腹经纶却对生活状态感到迷茫和不满的人，甚至一度想去自杀。剧中的反派是个魔鬼，他自信能把浮士德引入歧途，就同上帝打了个赌：由魔鬼作为浮士德的仆人，带着他到天地间追求各种需要，为其解除苦闷；一旦浮士德感到满足，魔鬼就算是赢了，浮士德的灵魂就归魔鬼所有。然而，浮士德本人并不知道这个赌约，被魔鬼引诱签署了协议，承诺自己死后将把灵魂交给魔鬼，用来换取生前所有要求的满足。

一天，有个青年学生来向浮士德求教，并打算拜他为师。浮士德不想接待，魔鬼就装扮成他，回答那个学生提出的种种问题，最后说道：“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从剧情中可以看出，魔鬼本就居心不良，不可能好心地教诲青年学生，实际上是在误导学生。然而，误导的话又被进一步误读，反倒成了名言，甚至被一些导师级人物奉为真理。

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曾引用过“理论灰色论”，并写下了自己的理解。他写道：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我想，《浮士德》中的原话与列宁的引文应当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应该是译本的不同。列宁对这句话的理解，核心是说明理论具有局限性，强调理论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事实，在理论学用上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不少人仅仅据此就简单地认为，连列宁都支持“灰色论”，这还不能说明它是真理吗？

殊不知，此理论非彼理论。列宁讲的是“昨天的理论”，当时已有的理论。马克思也说过：“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经过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特别是经过100多年的逐步中国化、不断时代化、持续大众化，我们今天所掌握的理论早已不再是昨天的理论——虽然基因没有变，但它已经“化”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化”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化”成了我们党的创新理论。

这样的理论是灰色的吗？显然不是！当然不是！

我查了不少资料。有人说，“理论在客观上比生活‘慢半拍’”，所以“比起鲜活的生活来，理论有着较高的‘灰度’”。那我倒要问了，对科学理论的预见性、前瞻性，你又怎么看呢？这是“灰度”还是“亮度”？

还有人说，“理论不可能‘全解’生活，只处于‘黑-白’不同的各种事实中，抽象成‘灰色’”“语言与认知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处于对称状态。理论经表达就进入了一种‘灰色地带’”“理论是灰色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对‘共情’上的差异。受众千差万别，同一理论在千万个‘哈姆雷特’那里就中和成了‘灰色’”……凡此种种，看似说得通，但都有偏颇之处——

“理论不可能‘全解’生活”，理论又何需“全解”生活？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是什么都要揭示、都要解释，哪怕是鸡毛蒜皮。世上没有哪一种药、哪一剂方可以包治百病，我们不能因为治疗癌症的灵药治不好感冒，就断然否定它是好药，甚至整体否定医学理论。

表达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认知上、情感上的“上色”行为，理论经不同人的表达，应该像色谱一样丰富多彩，为什么只见“灰色地带”就不见“红色地带”“蓝色地带”“绿色地带”呢？

理论的受众千差万别，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色差”存在，赤橙红绿、和而不同、美美与共，非要对其进行中和呢？

也许有人会说，理论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高度抽象和凝练的概念系统，它剔除了物质世界丰富多彩的外在表象，直击物质世界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这样的认识，只能说明理论本身应不带色彩，并不能说明它是灰色的。

也许还有人会说，理论晦涩难懂、枯燥乏味，所以会让人的心境陷入“灰色”。这样的认识，本身就带有感情色彩。理论到底难不难懂、枯不枯燥、乏不乏味，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之者甘之如饴，厌之者味同嚼蜡；懂它的人觉得充满智慧和理趣，不懂的人自然觉得深奥、枯燥。

总之，我想说，正确的认识应该是：理论可以是灰色的，也可以是别的颜色；我们应该尽可能剔除立场、感情等因素的影响，让理论“去颜色化”，回归本原本来，但理论作为思想的存在、思维的产物，不可能不带一丁点儿主观性，理论的创造者必然会赋予其所秉持的政治色彩、感情色彩，这就如同基因传承一样，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

我之所以拉拉杂杂地写下这些，就是在以例说法——以自己的文章为实例，说明理论文章可以这样写、应该这样写。前面所写的这些，已经具备了一篇理论文章的雏形。俗话说：“说十遍不如做一遍。”讲授文章的写法，最好先把方法用上、写成文章，再去具体讲解用了哪些方法，是怎么用的，这样更有说服力。

理论文章是常用的宣传稿件，也可归入机关文稿，在写法上与其它机关文稿、与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有很大共性。为了避免面面俱到而又蜻蜓点水，接下来我聚焦理论文章的特性，着重从5个方面来谈一谈其写作要领。

第一，定位要准确

理论文章不同于红头文件，也不同于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撰写理论文章，首先要对准确把握其特性，清楚地知道这类文章大体是怎样的。

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是共性，理论文章也不例外。除了这“三性”，我认为，理论文章还应具有突出的政治性、理论性、实践性、时代性。

——政治性。尽管理论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它们首先是政治工具，而不是学术工具，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政治性摆在第一位，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全篇，不能出现错误的政治观点。

——理论性。按照《辞海》中的解释，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所谓“理论性”，就是要符合并凸显这样的特征。这是专业的说法。通俗地说，理论就是要“有理有论、集理成论”，把感性认识理性化、理性认识系统化，使之上升为具有独到见解、能够揭示规律的深刻认识，乃至成为立得住、行得通、有说服力、经得起检验的学说。

应该说，文学作品最鲜明的品格是艺术性和审美性，新闻作品最鲜明的品格是真实性和时效性，学术论文最鲜明的品格是科学性和创新性，红头文件最鲜明的品格是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理论文章最鲜明的品格是政治性和理论性。

——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引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

——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文学作品、新闻作品、学术论文虽然也具有时代性，但没有红头文件、理论文章那么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应当是现实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的根本性、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应当抓什么、怎么抓的战略性问题，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点、难点、焦点问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基于以上特性，理论文章要服务政治建设，写出理论思考，指导发展实践，回应时代关切。这是其写作的基本定位，也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需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分析和强调理论文章的四种特性，并不是说理论文章只有这些特性。理论文章也非常注重思想性，但思想性包含在理论性之中。理论文章也应当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但这两种特性可以包含在实践性之中。至于科学性、创新性，这也可以包含在理论性、实践性之中，我们在这里讲的理论，本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

我们还要认识到，理论创新可大可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

我们在这里讲的“定性”，定的主要是内容属性。从内容上看，理论文章以“写理”“说理”“释理”为核心，即使“写事”，也是为了就“事”论“理”，这与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学术论文、红头文件是不同的。

文学作品以“写人”为核心。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人学”，这是高尔基的观点。所以，文学作品注重塑造人物、揭示人性，旨在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鞭挞。

新闻是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写事”为核心，即使“写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写事”。新闻作品最重要的就是用事实说话，使其能够传播开来，让更多人知道。

红头文件甚至多数机关文稿同样以“写事”为核心，但其“写事”的目的不仅在于让人“知”，更在于指导人怎样“谋”、怎样“抓”、怎样“干”。

至于学术论文，无论是自然科学论文还是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都旨在解决学术问题、揭示学科规律、推广研究成果、推动学术繁荣和科学发展，这与理论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不一样的。在写作体例上，理论文章与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比较接近，当然与机关文稿更加接近。此外，学术论文主要是写给同行看的，讲的都是术语、行话；而理论文章的受众既包括同行也包括人民群众，在话语方式上需要雅俗共赏，这也是一个明显区别。

第二，选题要合理

选题是写作构思的关键一环。如果说，定位重在“定性”“定向”，选题就重在“定音”“定调”。

这里，我不说“选题要正确”，“正确”是必须的，但这个标准外延偏窄，在写作实操上指导性不强。我所说的“合理”，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是符合用稿需求。理论文章不是随便写的，要么应约稿而写，要么有明确的投稿方向。每种报刊、每个网站都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会具体体现到用稿需求上，包括对选题、内容和文风的要求上。我们撰写理论文章，必须强化“用户意识”“编辑意识”，从需求侧着眼，在供给侧发力。

如果完全是自主选题，就要分析选题方向与投稿平台近段时间的征稿方向是否吻合，做到按需供给、有的放矢；

如果是应约稿而写的命题作文，也可以在命题范围之内，选取一个合适的角度，或是提炼一个鲜明的主题。比如，2017年5月，本系统某刊物就“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个主题约稿，我和同事紧密联系本部门实际，研究提出了3个选题供领导挑选，分别是《着重把握五对关系  抓好××部门政治文化建设这个铸魂工程》《用政治文化涵育××干部的独特气质》《关于××部门政治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详见第88讲《让领导做“选择题”而不是“问答题”》）。又如，今年4月，某刊物就“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这个主题约稿，我们最终拟定并获刊用的文章题为《向“用对用好”聚焦用力  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这两次选题，我都运用了在命题之内缩小切口的方法。

缩小切口有什么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集中火力、深入进去，努力把一个问题或者问题的某一方面写深写透，所谓“一锥子扎到心里去”。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如果理论文章面面俱到，每一点都是蜻蜓点水，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需要注意的是，报、刊、网对用稿的篇幅都会有明确要求，这对选题和文章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有5000字左右的篇幅，选题可以大一些，可以采用“块状结构”来写；如果只有两三千字的篇幅，就要缩小选题的切口，文章往往以“条式结构”为宜。

二是符合时下关切。理论文章也要注重传播性，否则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贡献。提高传播性，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蹭热点”，选择时下比较新鲜、热度较高的内容和话题。比如，今年7月，某刊物就“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个主题约稿，我就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样一个选题。这样做，可以说是“新瓶装勾兑酒”，把“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这个新课题，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个老课题融合在了一起，既有“新酒”的前香刺激之味，又有“陈酿”的醇厚绵长之感。

三是符合实践需要。前面讲了，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从根本上说，选题不应从作者的头脑中来，而应从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来，从总结实践经验、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新的实践的迫切需要中来。

符合实践需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

2012年11月，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也是理论宣传、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的着力点、着重点。只有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才能提出回应时代呼唤、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并加以深入研究、努力解决，才能为理论创新提供不竭动力，才能孕育出指导新实践的新理论，使理论之树常青。

总之，理论文章的选题，具体标准应该是“适、新、小、实”。适，就是前面所说的3条，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新，是立意新、观点新、角度新；小，是切口小、题材小，从小处着笔，以小见大；实，是有实践意义，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

第三，立论要稳当

理论理论，“说理”是为了“立论”。就像我在本文一开始所写的，无论讲述《浮士德》中的故事，引出对他人误读“歌德名言”的判断，还是由自己对列宁相关论述的理解，转向对“理论灰色论”种种解读的驳斥，都是为了论证“理论并不都是灰色的”这个核心论点。

机关文稿写作，历来强调观点立文。对理论文章来说，鲜明的观点更是灵魂。理论文章，不仅要观点鲜明，还要论据充分、论证有力，确保观点立得住、立得稳。

我理解，所谓“立”，既靠思想站立，又靠论据支撑，有理有据才立得稳；既要结构严谨，又要逻辑严密，严丝合缝才立得稳；既要立场正确，又要表述准确，不偏不倚才立得稳；既要在观点上经得住争论，又要在文字上经得起推敲，能守能攻才立得稳。

第四，说理要通透

通透，是先“通”后“透”，想得通才有可能说得透。对所写的事、要说的理，作者自身首先要搞清楚、想明白，再用直白晓畅的文字写下来、说出来。

理论文章，既要“顺理成章”，又要“以理服人”。顺理成章，强调的是逻辑的严密性；以理服人，强调的是说理的透彻性。逻辑不通，道理就说不通；话不说透，就难以让人信服。“炉子不通火不旺，灯芯不拨灯不亮”，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说理决不能一味地唱高调、喊口号，而要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用“小故事”自然而然地得出“大道理”；要像抽丝剥茧一样循循善诱，始终用话题的“线头”牵引读者，使其欲罢不能，非要一跟到底、一探究竟；要像剥竹笋一样层层深入，从生活的表象、事物的表层、问题的表现入手，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剥开阻碍认知的外壳，最终看到内核和本质。

撰写理论文章，很重要的一点是处理好“理”和“论”的关系。有人提出，“理论以理为主”“理是内容，论是形式；理似粮食，论似碗筷；理是主体，论是辅助；理主创新，论是工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中所说的“论”，不是作为学说、论著而言的“论”，而是议论的“论”，是为说理服务的。

古人说：“善为理者，举其纲，疏其网。纲举则罗者大矣，网疏则所漏者小也。”（《白居易集·策林》）这就启示我们，撰写理论文章要善于抓大放小，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

第五，语言要有味

理论宣传是理论文章的主要功用之一。理论宣传是普及型宣传，需要我们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在增强吸引力和说服力上下功夫。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浅出的阐释表达，把看似深奥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宣传阐释，把政治话语、理论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群众语言，让党员、干部、群众不仅看得懂、看得进，还能领会、可落实。

具体来说，要善用比喻、善举例子，让抽象的理论观之有形；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让高冷的理论触之有感；要转变文风、转变话语方式，让马克思说“中国话”、讲“地方话”，让“大专家”写“小文章”、说“大白话”，让枯燥乏味的理论嚼之有味，既有“政治味”“理论味”“专业味”，又有“生活味”“家常味”“时鲜味”。

关于这一点，前面讲了不少，文中也有很多实例，我就不展开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