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文学写作偏重于感性，公文写作则偏重于理性，论文写作则几近“纯理性”。但三者的理性成分各不相同，核心成分分别是情感理性、政治理性、学术理性。至于道德理性、哲学理性，这是“公用”的也是“通用”的。

公文的亮点在于理性思考的灵光闪耀。

公文写作的理性表现为个体理性或集体理性，但评判标准却是整体理性、普遍理性，应当是“有道理、合常理、循公理、求至理”。

上面这些文字，是“五一”假期我读《大美可追：余秋雨的文化美学》（以下简称《大美》）一书得到的感悟。余秋雨是文学家、艺术家、散文大家，在他写的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字提到公文，但我读书时的所思所悟，几乎全部落在公文写作上，看似跑偏，实则相通。说实话，我都有点儿佩服自己了——看什么、读什么都能联系到公文写作上。慧不如痴，我这究竟是“着迷”“着魔”还是“着相”呢？

不管怎样，读书重在开悟，能有所领悟总是好的。下面，我就聚焦自己的“悟点”，适当展开来“发发悟”。

思考要有深度，就得来点儿终极思考，聚焦“元命题”，找到问题的“底层逻辑”。

那么，就我写的这篇文章来说，关键是搞清楚公文写作的理性究竟是怎样一种理性——它是谁？从哪里来？往哪儿去？

公文写作的理性，本质上是思维理性。任何一篇“写就”而不是“抄就”的文稿，都是思想的反映、思维的结果。其品质的优劣，看似取决于思想含金量的多少，但从根本上说，则取决于思维水平的高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和把握。但我们对公文写作理性的探究，绝不能仅此而已，还需要进一步往深里挖。

我认为，公文写作的思维理性，首先应当是一种政治理性。政治理性是“第一性”，这是由公文的政治属性决定的，与文学写作的情感理性、论文写作的学术理性有很大不同。公文姓“公”，“公”说明权属国家和集体、事关党和人民事业，这就决定了公文是治国理政的工具，也就是政治的工具。公文写作，必须把讲政治挺在最前面，旗帜鲜明讲政治，理直气壮讲政治，毫不含糊讲政治。起草公文，首先需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切都要从政治上看，始终坚定政治立场，准确把握政治方向，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严密防范政治风险，充分考虑政治影响，倾力确保政治效果，特别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理性并不排斥政治感情。就我们机关干部来说，如果不能怀着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大爱真情，那是一定写不好公文的。

公文是政治与人文联姻的产物。所以，公文既要有政治站位的高度，又要有人文关怀的温度，冷冰冰、硬邦邦的公文绝不是好公文，文绉绉、软绵绵的公文也绝不是好公文。

公文写作的思维理性，其次应当是一种突出的问题理性。问题不仅是事物的矛盾，更是时代的声音，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正因为如此，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公文写作，尤其需要抓住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工作导向，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被称之为“三段论”，是公文写作的经典模式。贯穿其中的，是鲜明的问题导向，也是严肃的问题理性。所谓“问题理性”，核心就是要理性地看待问题、理智地解决问题。这里所说的“理性”和“理智”，绝不是理想化的，绝不能想当然、拍脑袋，也不能简单靠本本、凭经验，而要一切从实际中来、从实践中来、从调查研究中来。

对工作中、发展上的问题，我们要不遮掩、不回避，不能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也不能搞选择性失明。看不见问题本身就是问题，看见了问题却不去解决、不想解决、不敢解决、不能解决，更是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也要在实践中解决。我们要以实践为源泉，以创新为动力，以群众为老师，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上升为从面上防范问题发生、推动问题解决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公文写作的底层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文写作的逻辑起点是问题，终点也是问题，要首尾相衔、万法归元。

公文写作的思维理性，还应当是一种严密的逻辑理性。我在这里所说的“逻辑理性”，核心是逻辑思维，表征是逻辑形式，要害是逻辑关系的处理。在公文写作中，尤为注重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方法，也尤为讲究总分、并列、递进、因果等逻辑关系处理。我体会，公文写作的逻辑形式，在宏观上表现为逻辑结构，中观上表现为逻辑层次，微观上表现为逻辑秩序（“秩序”包含“顺序”，但又不止于“顺序”）。逻辑严密的文章，无论结构多复杂、层次多繁密、要素多纷纭，都不会散、不会乱、不会搅，犹如一台每个零件都严丝合缝的精密仪器。

在此基础上，我还进一步认识到，公文写作不是个体行为，不需要张扬个性，其思维理性也是一样，应当以普遍理性、整体理性为坐标。

《大美》一书中谈到，美国女学者苏珊·朗格认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必须区分个别感情和整体感情。她所说的“整体感情”，并不是什么民族感情、社区感情，而是指个人感情中具有人类价值的那部分，这种感情潜藏在人人心底，一被弹拨，都能感应。

由此我联想到，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写公文，明明动了脑筋，自认为言之成理，但所写却立不稳、站不住、行不通？这里面，也有个“理”的区分度的问题。

我们在写作中自认为成立的“理”，往往出于个体理性，如果你的思维方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得出的“理”就不可能站得住脚。有的公文写作，是集体写作，或是集体讨论的结果，但得出的“理”仍然有失偏颇，这说明集体理性未必就靠谱，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在更大范围征求意见、咨询论证，这样的集思广益，有助于使个体理性、集体理性更加趋同于普遍理性、整体理性。

个体理性，“有道理”未必“合常理”。常理是一种普遍理性。然而，有普遍就有特殊，所以我们的理性思考还不能停留在“合常理”的层面上，应当行大道、循公理。公理不仅代表着公认和权威，还代表着公平和公正，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公众利益。公理之上还有至理，这是最正确、最深刻、最精辟的道理，是千颠不破、万古流芳，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真理。“至理深微，暧焉难睹”（南朝·沈约《与陶弘景书》），所以我们要孜孜以求，“吾将上下而求索”（先秦·屈原《离骚》）。

余秋雨认为，文学的亮点在于沉淀着文化感受的灵气闪耀。顺着这个逻辑，公文的亮点则在于沉淀着理性思考的灵光闪耀。其中的“沉淀着”三字，加上，则对应整体概念上的公文；不加，则对应的是个体意义上的公文。至于“灵光”，与灵感有关但并不是灵感。灵光也不是灵气，灵气应是外在的评价。就像我写这篇文章，自认为多少有些“灵光闪现”，但未必当得起“灵气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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