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来势凶猛，给墨西哥造成超过400亿美元的损失，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6.2%。危机冲击整个拉美乃至全球金融市场。 

比索暴跌将墨西哥引向衰退 

1994年12月19日，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对美元汇率降低15%，随之而来的是外国投资者开始疯狂抛售比索，短短的三天时间，汇率就暴跌了42%。股市也开始暴跌，到1995年3月初，股市整体跌幅高达48%。在失业率和通胀率攀升叠加影响下，工薪阶层的收入下降了60%，通胀率一度飙升至50%，约35%的人群陷入了极端贫困。 

为了适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墨西哥修改宪法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由于原本种植的农作物无法获利，大量农民选择与贩毒集团合作，墨西哥逐渐从毒品通道变为世界毒品产地，由此引发的治安问题成为阻碍墨西哥发展的毒瘤。这场危机迅速波及到南美国家以及欧洲市场和部分亚洲新兴市场。在危机爆发的当天，拉美国家的股票指数出现集体下滑，如巴西股票指数下降11.8%，阿根廷下降5.0%，智利下降3.4%。1995年1月欧洲股市指数下跌1%，远东指数下跌6.5%，世界股市指数下降1.7%。 

危机根源 

“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崩溃。20世纪70—80年代，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墨西哥政府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这一制度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造成了比索币值严重高估，且限制了汇率应对外部冲击的自动调整能力。当国际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前景和政治稳定信心不足时，汇率压力就会迅速累积，导致汇率制度的崩溃。墨西哥外汇储备从1994年初的280亿美元锐减至年底的60亿美元，远远不足以维持被严重高估的比索汇率。随着墨西哥外汇储备的下降和外债压力的加大，政府决定允许比索贬值，把短期利率从15%上升到32%来吸引资金的流入，但墨西哥银行还是在不断流失储备，仅仅在一个星期内就流出了64亿美元的储备。1994年12月22日，墨西哥决定放弃之前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实行自由汇率制度，然而此时危机已经酿成。到1995年3月，比索兑换美元的汇率已经跌至7.66:1。 

债务危机衍生问题的传导叠加。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及“石油繁荣”期的双重推动下，墨西哥因经济增长率长期遥遥领先而一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标杆。然而这种形势却在80年代开始急转直下，墨西哥对外主要出口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以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的三产增长过快，二产处于低增长状态且出口部门与本国其他生产部门的产业关联度较低，一产则长期处于不景气的状态，粮食产量不足。但是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和科学技术，数量多、价格高，外汇支出大幅增加，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愈发突出，政府无力按时偿还国际债务便只能借新还旧，债务危机爆发。 

美联储加息带来沉重一击。从1994年4月起，由于担心美国经济过热以及通胀上升，美联储采取激进的方法，每次加息50—75个基点，直至1995年2月，联邦基金利率升至6.00%，加息7次共计300个基点。美联储快速加息引发墨西哥短期国际资本大幅流出，比索大幅贬值，进一步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启示 

墨西哥盲目追随美国的经济体制和新自由主义导致本国经济失去了自我发展的道路，留给人们的启示非常深刻。 

避免走入贸易投资自由化陷阱。墨西哥一度是拉美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投机性投资膨胀，生产性投资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泡沫，而且在面对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则时，主动放弃了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利，过早撤销贸易保护政策，外国商品大举涌入，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加大，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因此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发展模式。一是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立足本国国情稳步对接国际规则。金融发展要与本国市场发育程度、金融工具多样性和规则机制完善性等相适应，还要具备管控风险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相应能力。在条件不具备、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不亚于自毁长城。二是要抑制投机性投资，注意引资数量、结构和流向监控。密切跟踪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趋势、行业趋势、跨国公司投资布局调整趋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缺口等因素来引进高质量外资，大力引进中长期资本和直接投资，适度控制短期资本和间接投资。三是加强证券市场的监控管理，密切关注境外资本注入对本国汇率和经济融资能力的影响，加强对信贷、流动性、负债、汇率、资产和资本外流等关键指标的监测，制定外资进入国内证券市场时间表，将外汇储备维持在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 

全面提高产业体系安全性。在这次危机爆发前，墨西哥对美国市场的依附性日益明显，产业结构也深度捆绑到美国市场中，这对墨西哥本土的民族工业、农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产业结构呈现极强的外部依附性，也伴随着极高的脆弱性。一是要重点培育本国产业。构建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增强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健康均衡的宏观经济结构。二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积极推动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使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齐头并进，以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受益，增强整个国际社会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在金融市场日益国际化的时代，全球已进入风险共担的时代，每一次区域性危机的爆发都将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探索全球金融治理新模式，一是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加强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推动促进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拓展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二是要建立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和合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有益经验分享，提升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定中的整体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强政策协调，共同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要建立全球性金融系统性风险信息交换和预警机制，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及时预警及时救援，以有效控制不利影响的区域传播乃至全球蔓延。

韩斌 周洪旭 胡晓燕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