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藏书史或者图书馆史，就不能不谈图书的起源。关于中国书籍的起源，史籍中留下了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河图洛书。相传上古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有龙马从黄河中浮出，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画成八卦，成为后来《周易》的来源。又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洛河中浮出神龟，背上驮着洛书献给大禹。大禹按照洛书治水取得成功，又依照洛书划天下为九州，并制定九章大法来治理社会。所以《易·系辞》里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表达了中华先民对知识的尊崇。目前发现的有考古证据证实的中国最早的图书和图书馆，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典册和“龟室”。说起来，这个中国最早图书馆的发现，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一个相关专家学者接力探索的故事。 

清朝末年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国子监祭酒总管全国的教育工作，王懿荣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曾经3次担任国子监祭酒，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学造诣。《清史稿》里特别提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享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声望和影响力。在1899年，也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前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懿荣发现药店卖的“龙骨”——也就是龟甲兽骨上刻着一些奇怪的字符，出于一个金石学家的学术敏感性，王懿荣“见之狂喜”，认为这些字很值得研究。于是，他让家人大量收购药店里的“龙骨”，拿回家认真研究。由于刻在龟甲上的痕迹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有着丰厚知识储备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了龟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种文字。因为碰到了王懿荣，龟甲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继续毁灭。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王懿荣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而且精通算学、医学、金石等各种学问。1900年，王懿荣因为抗击八国联军而以身殉国。王懿荣去世后，刘鹗就把王懿荣收藏的刻有文字的甲骨文物大部分都买了下来，同时继续收集。1903年，刘鹗从他收藏的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因为刘鹗字铁云，所以这部著作取名为《铁云藏龟》，刘鹗也成为第一个确认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并说出根据的人。《铁云藏龟》的出版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收藏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公开资料。 

为《铁云藏龟》作序的罗振玉 

罗振玉是刘鹗的好朋友，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他在发现殷墟甲骨这件事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罗振玉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是在刘鹗家里。一见之下，大为震惊，他看出甲骨上的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并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因此，他一方面鼓励刘鹗把拓印的甲骨文整理出书，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甲骨的出处。当时，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大多隐瞒甲骨真正的出土地。罗振玉经多方打听，终于探知甲骨真正的出处其实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然后，他亲赴安阳，成为来到小屯村实地考察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在安阳小屯村考察之后，罗振玉确定小屯村就是《史记》中提到的“殷墟”，也就是商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并直接导致了后来殷墟的发掘。罗振玉考释出甲骨文单字近500个，大大促进了对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的研究。中国文字博物馆2016年曾面向社会发出“悬赏令”：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考释出一个字，拿到了这个10万元奖励。可见考释甲骨文单字的难度之高。如果放在今天，罗振玉能拿一大笔奖金呢！ 

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与罗振玉关系密切，是学生、朋友，还是儿女亲家，在甲骨文研究中二人共创“罗王之学”，都名列“甲骨四堂”，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版块的黏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这大大提高了甲骨文辨识和研究的成效。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创造了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把中国有文字可考又有实物证据支持的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 

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及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 

董作宾也是著名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时，王国维是董作宾的“远程指导导师”，通过书信交流进行指导。前面四位专家的研究和发现使得一片甲骨惊天下，一时轰动世界。一开始，安阳小屯村的村民不知道甲骨的价值，他们把偶尔挖到的甲骨当作药材卖给了药店，当时每斤价格只有几文钱。有字的甲骨，上面的字大多还要被刮掉。但是自从王懿荣、刘鹗等人发现甲骨的价值以来，甲骨的价格暴涨，文物贩子和许多听说这件事的人甚至是外国人都开始大量盗掘殷墟遗址的甲骨，给殷墟文物造成重大损失。无奈当时中国正处在兵荒马乱的时期，政府无暇管殷墟。上世纪20年代时，作为河南南阳人的董作宾在回乡调查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心急如焚，向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提交了报告书，汇报了殷墟盗掘的状况，指出殷墟之下还有甲骨，急需当局组织科学发掘。正是这一报告，开启了系统发掘殷墟遗址的道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看到报告后，立即批准，安排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村发掘。当时的史语所由傅斯年担任所长，傅斯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对殷墟考古工作高度重视，提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和梁启超的儿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带领考古组来到殷墟主持规范的发掘，盗掘情况才有所好转。 

但是考古工作依然困难重重：一开始可能由于迷信的缘故，当地有些老百姓阻挠发掘，甚至强制逼停发掘工作。傅斯年就亲到河南开封，把各方面关系疏通理顺了，发掘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1936年春季，考古组第13次进行殷墟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始，一直没有什么发现，考古队原本计划在6月13日这天停工，等到天气凉爽后再开工。没想到停工前一天却有了重大发现：6月12日下午，考古队在小屯村北清理最后一个编号为“YH127”的窖穴，谁也不曾想到一铲竟挖出了惊天巨现！这个窖穴直径将近两米，挖下去半米以后，几片完整的大片龟甲一片挨一片地呈现出来。这是一处从未被扰动过的甲骨堆积层。在这个窖穴内，共出土17096片甲骨，这些甲骨多数是整版的，刻满字迹，有朱书的，也有墨书的。“YH127”号甲骨窖穴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个。 

这次甲骨出土震惊了世界，一万多片甲骨刻有文字，而且是分门别类有规律的摆放。所以，“YH127”号甲骨窖穴被认为是“殷人保存典册的府库”。随着挖掘的深入进行，专家们发现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甲骨窖穴。甲骨窖穴群所出的甲骨刻辞内容宏富，涉及殷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真实传递了上古中国的文明密码，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图书馆加档案库”。有些甲骨上面有小孔，几片一组整齐排列，可见当初是有绳子串联起来的。有一片上面还有“册六”的字样。可见当时就已经有了对这些典册的分类管理。这充分证明了《尚书》所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和《史记》所说的“高庙中有龟室”是真实可信的。所以“龟室”也可以说是目前所知的中国古代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最早的称呼。 

龟室的发现，充分证明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官府藏书和对这些藏书的管理活动。换句话说，中国藏书或图书馆有据可查的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

乔琍文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