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清廷开始了最后十年的新政变革。与以往极力蔑视外国所不同的是，此时的清廷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关注外国世界的，为此，更是耗时耗力撰成了一部专门记载外国世界的新型官修政艺史书，即《各国政艺通考》。“政”“艺”是清代对近代学科知识体系的划分，与现在的“文”“理”范畴略有相似，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在轰轰烈烈的新政浪潮中，清廷进行科举改革则直接推动了该书的编纂。在编纂过程中，该书资料征集难度较大，严重影响了修书进度，总共历时八年方成书。《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反映了清廷讲求实学，着力选拔通晓中西人才，以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努力。 

（一） 

清朝自入关后伊始，就注重承袭明制，视科举考试为“抡才大典”。然而，沿至清末，科举制度历时既久，已然流弊滋多，特别是八股取士更是与整个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从而严重限制了人才的选拔，“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四书五经体系下选拔出来的人才实际上已经远远脱离了国家所需，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着手进行科举改革。 

在庚子事变后的首次科举考试中，清廷就“因时变通”，把世界知识增添到科举考试内容中，以此用来选拔兼通中西的人才，“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各国政艺被置于四书五经之前，表达了清廷“黜空言，而崇实学”的政治诉求。 

也正是出于为科举考试出题作参考这一直接目的，清廷开始主导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并将其用来作为学子考试的官方钦定之书。该书的编纂始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由国子监司业管廷鹗最初上奏，清廷决定于八月十六日开馆，至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全书纂修完毕。 

清廷敕令由翰林院承接《各国政艺通考》一书的纂修工作，又因翰林院诸臣本就司职编纂，因此，此次修书的史官也主要是从翰林院中直接选派，“编纂之要，首专心翰苑人士，雍容研究，不乏著作之才”。翰林院掌院学士或管学大臣为总裁官，从编、检各官中遴派出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总校、详校等各职人员。对于人员的选拔，清廷表现出较为慎重的态度，对于不能任职者，总裁官可以“随时甄别”。各职史官采取分工合作方式，或数人合纂一门，或十数人合纂一门，以保障史书纂修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就《各国政艺通考》的体例而言，清廷经过反复斟酌后，最终决定效仿《文献通考》，进行分类纂辑。其类目共分为六，先后顺序为：农学、法学、财政、地理、学校、历史。类下设有十八“门”：学校、官制、财政、兵政、农学、工艺、商务、矿政、铁路、邮政、刑律、警察、公法、舆地、天算、理化、宗教、艺学，各类围绕此展开具体论述。当然，该书还是着重以“关于政治者”为核心，从不同层面立体详细记载外国世界。 

（二） 

《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在资料征集上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往清廷所修之书主要参照的是国内资料，因此，史料来源较为广泛，正如管廷鄂所奏：“我朝钦定各书巨帙宏编，照耀千古。当开馆之日，大都萃海内之图书，供一馆之采辑，所据之书，又皆善本。”《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皆是涉及外国，所以资料也就相对较少。 

在开馆之初，清廷就把资料的征集作为头等大事进行对待。对此，清廷专门下谕旨广泛搜集资料：“开办之始，即咨行外务部，转咨各国使臣，代购新书、新图，以资考证。”然而，鉴于《各国政艺通考》所涉内容较为广博，在资料搜罗上可谓是困难重重，“学校兵制各大政，为今日所最宜讲求者，各国制度，犹难尽考，此聚书之难也”。据翰林院掌院学士裕德声称，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始有咨送到署者”，此时距离开馆已经三年。 

事实上，就翰林院所搜资料来看，也主要是以译著为主，当时国内所译之书“不及十之三四”，这显然并不能够全面展现西方各国政艺的全貌。就连所搜译著的内容也是以错误不实居多，“虽不乏精审之本，而商贾射利转展钞贩者亦居大半。增篡随心，讹谬百出，郢书燕说，殊难据依。至漏略之事，尤难概数”。因此，清廷又试图进行重新翻译，但这种想法却又受到了经费的掣肘。纂修《各国政艺通考》的经费是由京师大学堂进行资助，“如经费尚有不敷，由掌院学士奏请增拨另款”。经费上的拮据确实严重影响到该书编纂的正常进行，“所送图籍，皆系洋文，悉数翻译，经费不支，祗可择其必需者，抽取付译”。 

有鉴于此，清廷也深知，如若等到全部资料准备完毕后再行编纂，实属“时不我待”。于是，清廷便采取了编纂、搜罗、翻译三者同时进行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对现有少量资料进行翻译整理，“翻译数员，就目前所有之书，认真编译”。另一方面，随着搜集资料的不断增多，再行补充，“以后续有采访，仍责成该员等随时增纂，以补阙略”。 

鉴于《各国政艺通考》在清末新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清廷对该书的编纂也尤为上心。据管廷鄂奏称：“自开办以来，即督饬编纂各员，昕夕编摩，敬慎将事。”每书成一卷，由总裁官详细审阅后再“恭呈御览”，此时，清廷又敕令外务部及各国出使大臣再次进行精细核准。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成书及半，“现在各门规模，皆已粗立”。次月，翰林院拟定书名为“各国政艺通考”，“此书因书名未经钦定，是以每卷谨空首行，臣等公同商酌，拟名《各国政艺通考》”。至宣统元年闰二月，全书最终纂修完毕，合七百七十五卷，其中农学一百零四卷，化学一百六十二卷，法律八十九卷，官制一百十七卷，地理四十六卷，学校五十六卷，兵政四十九卷，财政三十九卷，各国历史本末一百十三卷。后又补缮目录三卷，该书修成后，负责纂修的编书处改成讲习馆。 

（三） 

《各国政艺通考》完成后，清廷一改往日藏诸深宫的官修史书处理方式，而是要竭力把此书颁行天下，这背后是清廷意欲教育学子和收拢政艺话语权的政治思考。 

清廷把《各国政艺通考》颁行学校，辅助教科书，用于学堂讲学之用，向学子宣传外国知识，“此书为士子参考之用，与教科书相辅而行。教科书取便诵习，自以简练为宗，此书重在考证，必以详备为主”。即便是不能进入学堂学习的中年士子，清廷也主张让其学习该书，以作了解掌握时务之用，“士至中年以上绩学者颇多，既不能再入学堂，亦藉此，自程其功，以通时务”。在时局危机之下，清廷意欲通过培养应时代发展之需的新人才来推动政治改革。 

清廷也把《各国政艺通考》立为官修钦定之书，示以天下，蕴含着收拢政艺话语权的深刻思考。晚清以降，国内已然出现诸多关于外国政艺的书籍，而私家修史的兴盛，实际上在无形中夺取了官方话语权。在清廷看来，这些充斥民间的政艺书籍仅是一人之见、一家之言，并不足以值得信赖。而在这一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清廷也确实亟需重新掌握修史话语权，《各国政艺通考》则恰恰适应了清廷迫切把政艺话语权收归于官方的渴求，“各省自编刻本，将不免有歧异，以此学衷一是，自收道一风同之效”。 

值得注意的就是，清廷在编纂和宣扬《各国政艺通考》之时，也充分意识到外国之长如声、光、化、电等乃中国所不能及。在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中，清廷也开始能够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西方，“西法以恒为业，以专为功，恒则笃，专则精，无见异而迁之思，故无务广而荒之患”。不能不说，这是长久以来始终排斥外国的清王朝所做出的重要转变。 

然而，尽管清廷明确展现出一种对外学习的积极姿态，却又在骨子里表达出不甘落后于人的心态，这就是为何清廷刻意强调所谓《各国政艺通考》中的西艺实际上在中学中已有渊源，“其为艺学也，自工商耕织，医术矿务，及一切杂技至声光化电，为专家而悉，原来于算学颇有合，周官考工法也”。这也足以看出，此时的清廷依旧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对西艺学习的态度是为了取彼所长、补我所短，“总而论之，政学艺学，皆当以忠孝节廉为本，庶不至出外游历，竟有见利忘义，负国弃亲之为是”。总之，在清廷的观念世界中，《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是为了学习外国，形成实学风气，用来服务于清王朝统治，其背后维系风雨飘摇政权的良苦用心可谓是不言自明。

作者：李金飞

来源：学习时报